中国古代历史名人与扬州的情缘-k8凯发

开凿运河立首功的——吴王夫差 
    春秋末期，扬州这一带被称为邗国，邗国为吴国所灭。后来吴国国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就是因这里系邗国故地而得名的。邗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人工运河，邗城是历史上最早的扬州城。它们距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历史上“春秋”时代的末期，在长江下游崛起了两个国家——吴国和越国。吴国据有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建都在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越国据有今浙江省大部分，建都在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两国是近邻，经常作战，互攻不休。吴王阖闾时，任用军事家孙武为将，加强军备。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阖闾出兵大举攻楚，五战五胜，楚军溃退，吴军攻入楚国都城郢（今湖北省江陵县），楚昭王仓皇逃走。吴国在骤胜之际，贵族之间发生争夺战果的内讧，这时越国乘机攻吴，造成吴国的后顾之忧。不久楚国又借来了秦兵，在腹背受击的情况下，吴被迫撤军。
    吴王阖闾仇恨越国在吴、楚战争中偷袭吴国，便起兵攻越，被越军战败，受伤病死。阖闾死前对儿子夫差说，不要忘记被越打败的仇恨。夫差即位后，立志报仇。周敬二十六年（前494年），夫差攻越大胜，俘虏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成了吴王夫差的奴隶，吴王夫差许越为吴的属国。夫差胜越后，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一心要北上伐齐，进军中原，和晋国争霸了。
    当时长江、淮河之间没有相通的水道，要北进伐齐，只有由长江绕海路进入淮河，这样不仅航程很长，而且海上风狂浪涌，给进军带来困难。为了缩短进军路线，减少进军困难，开凿一条沟通江淮的河道是很必要的。吴国根据以往开河的经验，决定利用江淮之间的湖泊，因地制宜，局部开挖，把几个湖泊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贯通江淮的水道。公元前四八六年，吴国在今扬州市北面筑邗城，于邗城下挖深沟，引长江水向北，经广武、陆阳（旧高邮州南三十里）两湖之间，入樊良湖（旧高邮州西北五十里），转向东北入博芝（今宝应县东稍南七十里）、射阳（今宝应、淮安两县东六十里）两湖，又折向西，经白马湖（今宝应县西北二十五里）到末口（今淮安县北）入淮河。从此，长江、淮河两大流域贯通起来了。这条人工开凿的沟通江淮的运河由于邻近邗城，便被称为邗沟。
    吴王夫差最初开邗沟是为了北进中原争霸，但它后来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航运交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后世的扬州人对夫差的开发之功还是给予肯定的。过去在扬州的邗沟旁有一座财神庙，庙里不是供的财神，而是供着两位与扬州有很大关系的吴王——春秋时的吴王夫差和汉代的吴王刘濞。这两个人虽对扬州地方有贡献，但结果都不好，因而不好公开祭祀，只好以财神庙的名义供奉他们。更有趣的是，这座庙门是朝北的，其用意是让他们对着自己开发的北面蜀冈上的故城址，也表示扬州人不忘历史上最早的扬州城。
    公元前四八五年，吴将徐承率水师自海上攻齐。前四八四年，大败齐军于艾陵（今山东省太安县）。前四八二年，夫差率大军到黄池（今河南省封丘西南）会诸侯，与晋争做盟主。这时，表面卑身事吴，暗地里卧薪尝胆大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决心灭吴的越王勾践趁机攻入吴都，并自海道入淮，截断夫差的归路。夫差急忙回师向越求和，越王勾践不许，吴王夫差自杀，自此吴成了越的属国。公元前四七二年，越灭吴。勾践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县），一时号称霸主。此时已进入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大儒，他在汉武帝时，以儒学为中心，而又吸取黄老之学，揉合阴阳、名、法各家先行思想资料，创立了一个新儒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不仅为西汉大一统的集权统治，而且为整个封建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重新提出一系列中国哲学史的特有范畴，如天与人、名与实、常与变以及矛盾观中的一与二，人性论中的善与恶等等，一直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展开哲学论争的焦点。
    汉武帝即位以后，曾举贤良文学（简称贤良，汉代选拔的官吏科目之一）之士数百名，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金殿对策，发表《举贤良对策》的言论。在这一对策中他系统地提出治国之道，为了巩固中央专治集权，主张缓和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弊政，以仁德代替秦时严刑，并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他把这种政治变革叫做“更化”。董仲舒的一番对策，汉武帝极其赏识，并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核心人物。其时刘非为江都王，由于他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不免“素骄、好勇”。于是武帝派仲舒为江都相，辅佐刘非，实际是叫他教化刘非，匡止他的不轨行为。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既为江都相，“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这说明他的教化效果很不错。
    一次刘非把董仲舒召来，和他谈话，谈论中提到越王勾践灭了吴，得力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的谋划，这三人可谓越国贤臣。董仲舒抓住时机，设喻开导。他先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鲁君问鲁大夫柳下惠说：“我要攻打齐国，你给拿个主意。”柳下惠当即拒绝。回到家后而有忧色，不断自言自语说：“我听说攻伐之事，是不问贤仁的人，国君为何问我呢？”意即国君专门问我这事，这就证明了自己是不贤之人。董仲舒以此为喻说：“柳下惠仅仅因为国君这样问了一下就觉得是耻辱，而越灭吴时，不是堂堂正正地打，全靠设下诈术攻伐吴国，这些主意都是泄庸、文种、范蠡所谋，这三人根本称不上贤臣。”比喻之后，他陈述自己主张：贤仁的人要做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正义明道”的意思是，为臣子的一定要懂谊（即义）明道，安分守己，不要搞欺诈攻伐，更不要对抗中央集权，自搞一套。这是很婉转地批评刘非，刘非也称其“善”。董仲舒原本不过是江都相，不久即调往中央，权势炙手可热，而他选拔人才时，首先是以是否忠于朝廷，维护封建思想为标准的。
    由于董仲舒在扬州时间较长，故在瓜洲城内泗桥东曾建有五贤书院和五贤祠，以董仲舒为首并为宋朝的胡瑗、王居正、李衡和文天祥并称“五贤”。在扬州的北柳巷设董子祠，先为正谊书院，明正德年间改正谊祠祀汉丞相董仲舒，到清代时，圣祖康熙赐“正义明道”匾额，遂改为董子祠，中供董仲舒像，朱袍象笏、冕旒俨然，并将附近的一条街定为贤良街，一条巷定为正谊巷，另一条巷定为大儒坊（今南柳巷）。过去的盐运司衙门，本为董子故宅，相传旧有井，曰：“董井”。明清两朝，盐运使都曾在此建亭筑轩，景仰前贤。除此之外，江都县还有正谊乡，意思都从此而来，可见董仲舒对扬州的影响。
千秋功过任评说的——隋炀帝
    隋炀帝杨广，隋文帝次子，公元569年生于陕西，10岁时被封为雁门郡公，13岁被封为晋王；14岁被任命为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镇守北方重镇，独当一面；18岁调任雍州牧，内史令，进入中枢决策层，揭开政治、军事生涯的序幕；20岁，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总领了51.8万将卒伐陈，统一中原；22岁由并州总管调任扬州总管，取代秦王杨俊，王镇江都，加强对中国南方的统治；31岁杨广由江都入朝；32岁杨广被立为太子；36岁发动仁寿宫政变，杨广登基为皇。在位14年（605－618），留下了千古骂名。然而，客观地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封建君主，其千秋功罪，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议论的话题。
    隋炀帝在位前期曾有一系列对国家民族发展有影响的作为，如平定江南、改革弊政、兴建四大工程（营建洛阳、修筑长城、凿太行驰道、开南北运河）等，种种伟业促使隋代的迅速强盛，也为唐王朝的盛极一时奠定了较高的基础和起点。
    隋炀帝结束了从三国到南北朝长期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周秦以来第二次天下大统；他开凿运河，仅六年时间就完成了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全长5000华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一条人工运河；他复开学校，创置了科举制，为国家选拔人才，为后世提供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的招贤纳士的经验；他整理古籍，经通西域、抚御外患、宽减刑罚，功不可没。
    但是同时，他屠兄杀父篡夺王位，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征伐高丽，穷兵黩武，罪恶昭彰。特别是不顾民力国力开凿大运河，严重破坏生产力，使上千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隋炀帝在位14年间（605－618）三下扬州。下扬州前，先派人往江南造龙船舟，以及杂船数千艘。隋炀帝是沿运河下扬州的。他征发民工在运河两岸“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锦帆过处，香飘十里。龙舟凤舸，相接百里，所过州县，巧取豪夺，民不聊生，真是“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其结果是：“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路桃犹自恨东风。”终于于大业十四年（618年）在扬州行宫被部将缢死。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帝王死后状极凄惨，萧后和宫女以漆床板草率为棺，草葬吴公台下，而且民间传说到唐代武德五年（662年），隋朝旧臣陈棱为江都总管时以帝礼把杨广改葬雷塘，但天怨人怒，以致刚葬下即雷雨大作，棺柩遭雷击，改葬三次，雷击三次，留下了三个雷塘。后来有人出主意说：雷是不打菩萨的，于是在隋炀帝墓穴上造了铁佛，并为铁佛造了一座寺庙，名“铁佛寺”。这样，隋炀帝陵方得以保存。
    今存之隋炀帝陵，系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阮元重修并立墓碑。碑心“隋炀帝陵”四个大字为当时书法家伊秉绶所书，碑右侧刻有“大清嘉庆十二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左侧为“扬州知府伊秉绶题”，至今字迹仍清晰可见。
    隋炀帝陵作为一个古迹，引得古今多少诗人的慨叹。清人王士祯诗云：“宝城北是上雷塘，细草青青古墓荒。莫笑锦帆隋炀帝，杏花杨叶两茫茫。”
        1995年，隋炀帝陵被省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98年开始，邗江区政府组织专家对隋炀帝陵的深度开发进行论证规划，目前正在积极实施之中。
“日本文化之父”的扬州高僧——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市）人，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14岁随父于扬州大云寺出家，从智满禅师为沙弥。18岁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21岁在西京长安实际寺从恒景律师登坛受具足戒。此后在长安、洛阳等地游学，从许多名师受教，专攻佛教戒律，兼及佛教的其他学说，探求佛典、建筑、雕塑、书画、医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26岁，鉴真成为一个精通佛教律宗学说的有名的和尚回到了扬州，并以这里为中心，开始了他此后三十年在淮南地区广泛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到中年时候，鉴真被尊为淮南江左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宗教首领。这期间，他兴戒坛，缮道场，建寺舍、造佛像、修塔宇，讲法阐律，写刻经石，广施医药，普济众生，并为4万余人受戒。55岁时，鉴真住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
    鉴真所处的时代正是盛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一衣带水的日本不断派遣使节、留学生到当时的长安学习，吸取唐代文化。鉴真自受日本赴唐僧人东渡的邀请以后，抱着“如是法事也，何惜身命”的献身精神毅然发愿赴日，历经千灾百难，万苦千辛，一直咬紧牙关，百折不挠，终于东渡成功，以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留居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鉴真的六次东渡也几乎都与扬州有关，唐天宝二年（743），鉴真开始第一次东渡，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计划从扬州扬帆，正在研究开船日期时，因僧人内部发生人事纠纷，僧人如海挟怒诬告，未能成行。当年冬（十二月）又进行第二次东渡，从扬州悄悄启航，举帆东渡，船从扬州出发，经运河入长江，途中因遭风浪，船毁物沉，鉴真被明州官府救至阿育王寺，第二次东渡再次失败。唐天宝三年（744）冬，鉴真开始了第三次东渡，途中被江东道采访使阻拦，把他们又送回了扬州，鉴真住扬州崇福寺。唐天宝七年（748）春，日本僧人又来到扬州邀请其东渡，鉴真素志不变，决定再度入海东渡，沿运河出瓜洲进扬子江，开始尚且顺利，可船一入海，便遇上风浪，船在海上飘泊近半年时间，艰苦备偿。第四次东渡也以失败告终。经过一段时间休息，鉴真一行决定取道广州作第五次东渡，经过几年长途跋涉，在惨遭天灾人祸双重打击后又回到了扬州。此时，他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了。唐天宝十二年（753）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鉴真率弟子二十余人，随同日本遣唐使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实现了东渡宏愿。千年之后，鉴真曾经扬帆东渡之处（今瓜洲江边）也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地方。
“千金散去还复来”的大诗人——李白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多次来到扬州。开元十四年（726），二十六岁的李白离开蜀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漫游。这次他是抱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建功立业的愿望而出游的。他游襄汉，泛洞庭，登庐山，东下金陵、扬州，作客汝海，还憩云梦。他在扬州逗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后来他回忆说：“襄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这固然是他豪爽仁侠，也说明扬州是一座消费城市。他的《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广陵赠别》、《秋月登扬州西灵寺塔》等诗，从内容来看，都可能作于这次初游扬州时。
    天宝四年（745年），四十五岁的李白在长安度过了三年政治上不得意的生活，上疏请还，开始了以东鲁、梁为中心的第二次漫游。这年秋末，他赴江东，取道邳州、扬州，再入越中，冬末北赴苏州。次年由苏州来扬州，盘桓于扬州、安宜、淮安等地，复于秋间返扬州度岁，一直玩到第二年的春天。李白有一首《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对主持开河的润州刺史齐浣备加赞颂，说是“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瓜洲新河即伊娄河，开于开元二十六年（728年）即李白二次来游的六七年之前，以此来推测，这首诗当作于此次游扬期间。
    天宝十三年（754年），五十四岁的李白最后一次来扬州，这次他遇见了青年诗人魏万（后改名魏颢）。魏万也是个狂放自负的人物，曾隐居王屋山，自号王屋山人。他为了访问李白，曾循着李白的足迹追踪三千里，终于在广陵相遇。在魏万的眼中，李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籍”，气慨很是不凡。他们一见契合，忘记了年龄的差距，象兄弟一样，在广陵、金陵流连了几个月。临别时，李白把自己的全部作品交给魏万，请他编集，还把爱子明月奴嘱托他照应。后来魏万编成《李翰林集》，还写了序，这是李白生前就编好的诗文集，可惜失传了。
与刘禹锡同登栖灵塔的——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与扬州最脍炙人口的诗句是他写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他于敬宗宝历元年（825年）除苏州刺史，第二年秋以久患眼疾，免去郡事，冬月，向洛阳进发。这时正好是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召回洛阳，两人于途中在扬子津相遇。他们是互相倾慕的诗人，过去且在长安就相识，但接触不多，现在相遇，喜出望外。白与刘同年，都是五十五岁的人，可是精神很好，游兴很高，在扬州玩了半个月。刘禹锡有《同乐天登栖灵寺塔》诗云：“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干。忽闻笑语半天上，无数游人举眼看。”白居易也有《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诗云：“半月腾腾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共怜筋力尤堪任，上到栖灵第九层。”可见他们是如何的亲密。在扬州，自居易作诗赠刘禹锡，刘有答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就出在这首诗里。晚年，白和刘成为最好的诗友，扬州的这段经历是起了推进作用的。
“文章名冠天下”的扬州太守——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为改变北宋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积贫”、“积弱”的状况，勇敢地参加了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对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的斗争。终因保守势力的强大，致使“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失败了。范仲淹遭贬外调，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再贬到滁州，不久又迁至扬州。
    欧公于扬州虽无赫赫之功，然政绩显著，颇得后人赞扬。其一，关心民生疾苦，抨击重敛诛求。庆历年间，江淮连年大旱，欧公曾上书朝廷，在《论救赈江淮饥民子》中，要求皇上体恤“江淮之民，上被天灾，下苦贼盗，内应省司之重敛，外遭运使之诛求”，请朝廷能“有所存恤”。其二，为政尚简，纲目不乱。《宋史·欧阳修传》载：“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废弛，而民受其弊。吾所宽者，不为苛意，简而不为繁碎耳。’”又，欧公后裔所作《事迹》载：“先公平生连典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声场誉，治存大体而设施各有条理，纲目不乱。非盗贼大狱，不过经日。吏人不得留滞为奸。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数日，事十减五六。”其三，注重廨舍城池的增修兴建。公余之暇，常常寄情山水，平山堂即是他在扬州所建。他认为此地“占胜蜀岗，一目千里”，于是构堂筑室，作为游宴之所。现在堂上“朝起凭栏，六代青山都到眼；晚来对酒，二分明月正当头”的对联正是当年盛景的写照。而另一副对联，“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横批是“放开眼界”，既可遥想当年高朋慕名而来，谈古论今的盛景；也可领略欧公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郁闷心情；更可窥见太守乐观自适、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落宕情怀。
    欧公是以“文章名冠天下”的，在扬州虽困于贬谪，但钻研经史、著写诗文，从未间歇。他在扬州所撰散文有《月石砚屏歌序》、《大明寺水记》、《海陵许氏南园记》，诗作有《青松赠林国华》、《赠歌者》、《答谢判官独游幽谷见寄》、《酬王君玉中秋侍月值雨》、《咏雪》、《苏才翁挽诗二首》等。
    欧公守扬之政绩与文章得到了世人的赞扬，清康熙帝曾书“贤守清风”匾额悬于平山堂上。欧公于扬州简政便民，先进后退，已传为佳话。后人喜将“扬州太守例能文”与“杭州太守例能诗”相提并举，这既反映人民对山川秀丽、文化发达区域地方官员在文化修养上之要求，也表现人民称颂赞美欧阳修守扬州之政绩文采。
诗情洋溢的扬州太守——苏东坡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他虽是四川人，但和扬州有特殊的感情。欧阳修是他的老师，曾在扬州任太守，师生之情，使他常至平山堂，怀念老师对他的教诲。而扬州高邮人秦少游则是他的学生，仍是师生之情，苏东坡非常器重秦观，亲行奖掖提携。他还曾亲任扬州太守，力矫时弊，解民倒悬，留下诸多政绩与佳话。
    他是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的，在此以前他曾十多次来往于扬州，其中有两次在他生活中最为重要。一次是元丰二年（1079）由徐州徙湖州路过扬州时作《西江月·平山堂》。虽遭贬徙任，但扬州知州鲜于设宴于平山堂。作者酒酣思师，即席赋此词。据其友人释德洪和张嘉父说，其时“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其实观者哪知苏轼此时心情，因老师已仙逝，而他曾受教欧公门下16年，恩师当年曾寄予厚望云：“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而今已成过去，当然感慨万端，所以他在诗中饱溢感情：“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此词以欧词《朝中措》为中心线索，上片见欧公手迹而睹词思人，下片听人唱欧公曲而慨叹不已，在写情词中，以超迈的韵格，显露胸中浩怀逸气而独树一帜。
    苏轼在扬州任上仅半年光景，时间虽短，但他努力革新鼎故，做了几件深得人心的好事。首先是深入民间，“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见老百姓皆为“积欠”（每年所欠官税）所困，虽是麦收，农民怕官府催还而不敢返乡。苏轼叹道：“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畏催欠，乃甚于水旱。”于是上任后在照例要写的谢表中直言不讳地说“江淮之间，久罹水旱之苦；邻封二浙，饥疫相熏；积欠十年，丰凶皆病。”以后又一再上书请免积欠，以求“使欠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终于获准。消息传来，苏轼在诗中以“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之句，表示自己宽慰之情。
    元祐年间朝廷贡茶之风盛行，当时名臣丁谓、蔡襄、钱惟演之流以圣上之名向各地强征茶、花，造成百姓巨大灾难。苏轼到扬州后不顾上下压力，罢去扬州的“万花会”，深得百姓拥戴。苏东坡体恤民情，惜红怜翠，废除官办万花会，群众性的种花赏花活动反而更盛。东坡一直是以爱花出名的，当年，他能为海棠，“夜深只恐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如今更是不负广陵春，与民同乐。
    为芍药，他曾多次题咏：“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著薄罗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苏东坡也是爱扬州的佳山秀水的，他曾在平山堂后建造谷林堂（一说是堂已建好，他为堂写诗命名），并有《谷林堂》诗一首：“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风初。我来适过雨，物至如娱予。稚竹真可人，霜节已专车。老槐苦无赖，风花欲填渠。山鸦争呼号，溪蝉独清虚。寄怀劳生外，得句幽梦余。今古正月同，岁月何必书。”苏轼很喜欢扬州盆景，他曾写过《双石》诗，诗题小引说：“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颖州日，梦人请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作小诗，为僚友一笑。”诗曰：“梦时良是觉时非，汲井埋盆故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忘仇池。”
歌咏扬州的风流才子——杜牧
    唐代诗人中，在扬州留下的影响最深的要算杜牧（803一853年）了。杜牧为晚唐著名的诗人。大和七年（833年），杜牧三十一岁，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从宣州来扬州在牛僧孺幕中作推官，后转为掌书记。掌书记的职务很重要，“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说明牛僧孺对他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政治见解和才华也足以担任此职。但是，他毕竟又是一个有贵公子习气的人，从他写的《扬州》三首来看，他是很欣赏扬州的纸醉金迷的生活的，他也确实沉醉于清歌妙舞之间。据唐人小说记载：杜牧作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时，“供职之外，惟以宴游为事”。扬州的夜晚，娼楼妓馆很热闹，杜牧常在这些地方游玩取乐，牛僧孺怕他出事，派遣兵卒三十人换了便装暗地保护他。后来杜牧升御史，牛僧孺替他饯行，在酒宴上劝他生活不要放荡，起初他还为自己辩护，牛僧孺命人打开一个小书麓，里面有几百件都是暗中保护他的兵卒写的密报，说明“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无恙。”杜牧才感到很惭愧，此后终身对牛僧孺怀着感激之情。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不用怀疑的，只要看看他在大和九年（835年）离开扬州时写给妓女的《赠别》二首之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就晓得他确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当然，杜牧在扬州也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曾写有《罪言》、《战论》、《守论》等文章，对藩镇问题，用兵方略等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重视。开成二年（837年），杜牧的弟弟患眼病，看不见东西，居住在扬州禅智寺内。杜牧请了假，从洛阳带了医生来给他弟弟看病，也住在寺中。他写了《题扬州禅智寺》一诗。这时他的心情不好，不如几年前在扬州时有那么大的豪兴了，大概连寺门也很少出，所以诗的前六句写寺院中的清寂，末二句说：“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意思是说，在这样清寂的寺院里，有谁知道跨过寺前官河北岸的竹西路，就是歌吹沸天的扬州呢?
    然而杜牧对扬州的那一段生活是一直不能忘怀的，后来他在《寄扬州韩绰判官》诗中说：“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韩绰大概是他过去在扬州的同僚，诗中的“玉人”云云，有对别后韩绰“风流韵事”的询问与调侃，也表示了他“厌江南之寂寞，思扬州之欢娱”的心情。他在《遣怀》诗中所说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是兼有着怀念和忏悔的情绪吧!
在扬州历练成才的新罗留学生——崔致远
    崔致远（857－约924），字海夫，号孤云，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人。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肩负着父亲对他“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的期望入中国唐朝求学。入唐后“追师学问无怠”，于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以宾贡进士及第，年二十经过三年的“宗选”，史部试合格，授江西道宣州溧水县尉，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入当时的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曾任书记、馆驿巡官及都统巡官。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离唐东归。
    崔致远在溧水任满之后，来到了与溧水一江之隔的淮南节度使府所在地扬州。他在扬州期间，其杰出的文学和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受到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的赏识和信任，被辟为都统行官、掌书记。当时黄巢率众起义，朝野震惊，为稳定政局，安定民心，崔致远受命高骈执笔撰写了讨黄巢檄，一时天下传诵。唐僖宗封其为殿中侍御史，赐“紫金鱼袋”。为加强扬州城的防御能力，他协助高骈修筑扬州唐城羊马城，撰写了《筑羊马城祭土地文》。公元881年高骈特赐崔致远署充馆驿巡官，职掌消息传递、公文投递、官物转运、来往官员接待等事宜，他还多次参与淮南军事活动，被特授为都统巡官，“称心怀捧檄之荣，满口咏从军之乐”，他还随高骈出师东塘（今湾头附近），教阅军队。崔致远入幕四年间，刻励为学，勤于笔耕，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后择优编了一部传世文集《桂苑笔耕集》二十卷，记载了唐代扬州盛况和他在扬州的公私应酬之作。他以扬州为中心，以文会友，与唐代诗人罗隐、顾云、张乔、杜荀鹤等人友谊甚厚，互有唱和，与新罗来扬的官员、商人来往频繁，促进了扬州和新罗的政治、经济交往。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时年28岁的崔致远，获准为唐朝国信使离开扬州回新罗。
    崔致远回国后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学者诗人。被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之称，在韩国影响极大，地位极高。唐朝时期来扬州，在众多留学生中最为著名并为扬州作出过杰出贡献，被唐朝文坛誉为文童，以著名的晚唐诗人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追寻崔致远的足迹，通过考证、论证，我们发掘出尘封千年的崔致远遗踪。如崔致远当年生活的老扬州城唐城遗址，崔致远担任掌书记时的机关即淮南节度使衙门旧址铁佛寺，堡城村崔致远行经处、古运河漕河大桥高丽馆遗址以及东关古渡古运河崔致远登陆处等。
功名前后感慨深的——王播
    唐代王播，字明扬，原籍山西太原。他的父亲王恕在扬州做了一个管粮仓的小官，仓库地点在瓜洲，他全家都住瓜洲。父亲不幸去世，家庭生活发生困难，王播不得不寄食于扬州木兰院（见《嘉靖维扬志》）。木兰院创建于南北朝的刘宋元嘉年间，是一座很大的寺院。寺院里僧人很多，每天吃饭前要敲钟，王播听到钟声就随僧人一同到斋堂就食。时间一长，有些僧人就唠叨起来了：这个年轻人什么事也不干，怎么每天跑来吃白食？有几个僧人想出个主意来耍弄他。有一天众僧吃完饭各自散去，斋厨僧人才将钟敲响，王播听到钟声赶往斋堂，已无饭可吃了。他在又羞又气之下，在斋堂的墙壁上留下两句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从此再也不进木兰院吃白食了。
    王播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中了进士。由于他深谙官场之道，善于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故而从一个县尉一直擢升为朝廷重臣。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他出任淮南节度使，这次重返扬州已相隔三十年了。
    木兰院的僧人得知王播被朝廷委以重任，镇守扬州。想起当年曾用“饭后钟”奚落他的事，不免惶惶不安。三十年前他留在斋堂墙壁上的字迹还影绰可见，但已落满灰尘。僧人担心他来院里观看，会触发旧情引起祸端。院里的住持想了个办法，用碧纱笼将他留下的字迹罩上，以表示尊重。一天，王播果然来木兰院“旧地重游”了。他见到自己当年在斋堂墙壁上信手题留的两句诗，今日已被寺院里当作珍贵的笔迹用碧纱笼罩起，不禁感慨万端，也更加感到头上这顶乌纱的份量。于是，他写下了《题惠照寺木兰院》一首，诗云“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并且他让僧人将碧纱笼取下，在原来的两句诗后面续了两句：“三十年来尘扑面，于今始得碧纱笼。”这样又成了一首七绝。
北望中原气如山的——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做过枢密院编修，一生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中，主张抗金复国，受到投降派的压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他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现留下来的诗有九千多首。他的诗风奔放，激情洋溢，修辞工整，别开生面。著名《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
    陆游一生曾多次到过扬州瓜洲，他出生时在随父（陆宰）从淮南登舯出发，由水路向京城航行途中，陆游呱呱落地，这是他第一次路过瓜洲。第二次是陆游调任镇江通判（1163年5月），他从京城到镇江，又路经瓜洲。第三次是他在镇江任职期间，常坐船到瓜洲，察看地形。最后一次是他调任夔州通判，中途从镇江到扬州瓜洲，并在他的《入蜀记》写道：6月28日……午间过瓜洲，江平如镜。29日，泊瓜洲，天气澄爽。7月1日，黎明离瓜洲，便风挂帆，晚至真州，泊金远亭。
    陆游曾先后在扬州瓜洲作诗二首：《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送七史赴扬州帅幕》：“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
“双忠”气节惊天地的——李庭芝、姜才
    李庭芝（1219－1276年），字祥甫，湖北随州人，南宋淳祐进士；姜才，安徽濠州人，以英勇善战名扬军中。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李庭芝出任两淮制置使，一到扬州。末几，蒙古兵侵蜀，李庭芝奉调峡州，而两淮继任者无能，致被蒙兵迭陷涟水三城，扬州震动。命李庭芝仍返原防，连破敌兵。二到扬州，他招抚流亡，开仓赈饥，练军备防，使扬州成为两淮抗击强敌的军事中心。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失守，李庭芝受连累罢官，遂居京口。
    其时蒙古改国号为“元”，元世祖忽必烈倾全国之师，南下灭宋。朝廷起用李庭芝任淮东制置使，三到扬州。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宋军主力被元军击溃，尽失江淮诸州，坚决抵抗的战将姜才率残部投奔李庭芝共守扬州。四月，元右丞相阿术统兵十万，长驱直下扬州，沿途官兵屈降逃跑，姜才领兵阻击，在三里沟大败元军。叛将张宏范引元军增援，至扬子桥姜才被围，肩中弩矢，他拔出箭头，仍挥舞大刀激战，元军望风披靡。在李、姜带领下，扬州军民众志成城，团结御侮。元兵猛攻扬州数月不克，曾数度遣使招降，均被庭芝斩于市。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临安陷落，宋亡。元军挟持谢太皇太后和宋恭帝三次下诏给庭芝谕降。庭芝登城面斥：“奉诏守城，未闻以诏谕降也。”以后即射杀来使，或诓入城中斩使焚诏。之后阿术以元世祖诏书两次招降，庭芝不为所动，仍然焚诏斩使。李、姜在扬州保卫战中坚守城池一年多，虽城中粮尽，军民靠树皮草根充饥，仍奋力苦战，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七月，宋端宗在福州成立流亡政府，召庭芝入闽，李、姜突围至泰州。泰州守将出降，李、姜被执至扬州，阿术再三劝降，两人大骂不屈，遂英勇就义。两人“死之日，扬之民皆泣下。”
    为悼念两位民族英雄，扬州人民在梅花岭建双忠祠以示崇敬。后因年久倾圯，墓亦湮没。清康熙年间，重建双忠祠于梅花岭侧。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两淮盐运使朱孝臣重修祠宇，著名散文家姚鼐为之铭。咸丰时祠宇毁于兵火。同治十三年（1874年）改建祠宇于扬州东城黄家园旁（即今双忠祠巷12-14号地址）。祠门西向，门额嵌有“双忠祠”石额，正殿祀李庭芝、姜才二公神主。《李氏宗谱》载，李氏苗裔殷繁，扬州支裔以十九世孙李新民一系奉祀。二十世孙李祖荫于民国初年假双忠祠地址开学堂，创办“双忠祠小学，”颇负盛名。朱自清幼年时在该校学习过，受益甚深。“文革”时双忠祠原有神主、匾额、楹联均毁，祠宇亦已改观。  1962年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双忠祠奉祀之李庭芝嫡裔为二十一世李武定、二十二世李忠平、二十三世李娉婷。“双忠祠”石额及李庭芝纸本画像尚存。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端、履善，自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做过右丞相等官，后被元军所俘，在狱中屡拒劝降，坚贞不屈，终被杀害。他写过一些表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的诗篇，悲壮有力，气势浩大，是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诗人。有《文山先生全集》德祐二年（1276年），文天祥代表南宋朝廷到蒙古兵营与元朝大将阿术谈判，被扣押往北京，行经镇江时，他黑夜脱逃，投奔真州（仪征），但李庭芝误以为文天祥已投降元人，暗嘱仪征守将苗再成杀掉文天祥，苗再成不忍，劝其快走。文天祥路过扬州时不敢再入古城。敌人的追逼，同僚的误解，山河的残破，身世的沉浮化作《至扬州》20首，每诗之前皆有小序，记载当时情况。比如其中一首：杜架阁以为，制臣欲杀我，不如早寻一所，逃哨一日，却夜趋高邮，求至通州，渡海归江南，或见二王伸报国之志，徒死城下无益。
    吾戴吾头向广陵，仰天无告可怜生。争如赴命投东海，犹会乘风近玉京。忍辱负重，忧国忧民，苍凉悲壮，字字是血。此外，文天祥还曾作《渡瓜洲》二首：其一跨江半壁阅千帆，虎在深山龙在潭。当日本为南制北，如今翻被北持南。其二眼前风景异山河，无奈诸君笑语何！坐上有人正悉绝，胡儿便道是偻儸。
做过扬州“总管”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
    意大利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1271年，时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和叔叔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东行，来中国宦游十七年之久，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1295年返回家乡威尼斯。后经他口述，著名小说家鲁斯梯切诺（rustichello）笔录，撰成世界奇书《马可·波罗游记》。《游记》中记述所历城市，多达一百多个。马可·波罗《游记》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极为发达、富饶的中国，激起了西方人士对东方的强烈向往。
    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曾奉旨任扬州“总管”三年，时间约为1282年至1284年。《游记》为后人留下了七百多年前元代扬州诸城的珍贵史料。马可·波罗从大都（今北京）出发经河北、山东进入江苏境内，沿大运河边的淮安、宝应、高邮，历泰州而达扬州。《游记》中关于扬州城的记述是这样的：“从泰州发足向东南（按：原著笔误，实为西南）骑行一日，终抵扬州。城其广大，所属二十七城，皆良城出。此扬州城颇强盛，大汗十二男爵之一人驻此城中，盖此城曾被选为十二行省治所之一也。本书所言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治理亘三整年，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恃工商为活。制造骑尉战士武装甚多，盖在北城及其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
      《游记》中所提到的扬州城池，在元代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未改变过，一直是沿用的宋大城。它的周长达2280丈，约15华里，比后来明清两朝的扬州城还要大出三分之一。明清两代扬州城的东关和西门的城门，仍是宋元两朝的城门旧址。因此，马可·波罗由泰州发足来扬州，必然由东关城门进入扬州城。马可·波罗所说的“曾在扬州做官三年之久”，正合当时元朝官员三年一任的官制。《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九年（1282年）》记载：“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满任者迁叙，未满者不许超迁。”这一历史记载，昭示了元代内外官三年一任的官制。《游记》中提到扬州“城甚广大，所属二十七城”。扬州在元代是扬州路的首府，也曾两度为江淮行省的治所。至元二十年定万户以上者为上路，扬州路不仅是辖区大、人口多的上路，而且在全国的上路中占第四位，有二十四万九千户，一百四十七万多人。
    《游记》中提到扬州“制造骑尉战士之武装甚多，盖在此城及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游记》中关于瓜洲镇的记载：“瓜洲城是大江北岸的一个小城镇。这里每年汇集着大批的小麦和稻米。其中最大的部分运往汗八里（蒙古人称元大都为汗八里，此为突阙语意为汗城；今北京）城，供应皇帝的臣民。瓜洲城位于河口之上，这条运河是根据大汗的旨意挖掘的，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以便直达汗八里。它的长度那么惊人，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
长眠古运河畔的天方贤士——普哈丁
    普哈丁是中古时期阿拉伯人，相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十六世裔孙。他于宋咸淳年间（1265-1274）在扬州传播伊斯兰教，并在府东街太平桥北（今扬州南门街111号）创建了礼拜寺，俗称仙鹤寺。普哈丁于德祐元年（1275）逝世，葬于扬州古运河边，后人为他建造了普哈丁墓园。普哈丁在国内颇有德望，尤其在扬州穆斯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尊为先贤，他的墓也被称为先贤墓。每逢节日，很多穆斯林都要前往念经礼拜，很多路过扬州的外地穆斯林也前往凭吊。此后，历代有名望的中外伊斯兰教人士以追随先贤为荣，死后相继安葬于这一墓园，后人因此称这一墓园为“回回堂”，又称“巴巴窑”（“巴巴”是对有德望的穆斯林的尊称）。
    据《嘉靖维扬志·杂志》记载：在东水关河东（今扬州古运河东岸解放桥南堍回回堂高岗上）有普哈丁墓园，墓园内有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先贤历史纪略碑》一块，碑文上记有“普哈丁者，天方之贤士，负有德望者也。宋咸淳年间来游扬州。其先时绿扬城东有龙王庙，老僧华仙素擅法术，颇有名誉，见先贤欲一斗其伎俩，卒不能胜，乃折服而退。未几，先贤亦归西域，越三年，复东游至津沽，遂移舟南下，一夜即达广陵，抵岸，舟子呼客起，不应，视之，则已归顺矣。时德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也。事为郡宋元公所闻，知为异人，乃建墓于兹土。国初，海贼入寇，兵至维扬，见此墓疑有宝石金玉等物，发之，石甫启，火光忽冲出，烈烈熊熊，贼猝不及防，负伤者甚众，胆乃大丧，退数十里。守者见葬中并无骸骨，但有天经一卷及冠履扇杖而已。呜乎！以事略，且教门至宋已成江河日下之势，脱非我先贤留此显迹，觉世警愚，使后人得所观感，至今宗教更不堪设想矣。先贤乎！其殆为贵圣之代表，抑亦为吾教之干城也乎？”从这段碑文亦可看出普哈丁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
    普哈丁在扬州生活了十年，礼拜寺和普哈丁墓是扬州伊斯兰教文化留传下来的最早的遗迹。传说，在南宋末年，普哈丁从西域来到扬州传播伊斯兰教，几年后，普哈丁想在扬州建造一座清真寺院，于是就在南门街上买下一块地方，请来工匠，兴建寺院，许多中国老百姓也自动出钱出工帮助建造。不多久，寺院即将建成，普哈丁却因如何为寺院取名一事而绞尽脑汁。正当他冥思苦想时，一位瓦匠师傅向他提起一日他正在大殿的房顶上盖瓦，忽见一只仙鹤从头顶上飞过，无意中向下一望，竟觉寺院的建筑布局形体酷似仙鹤，不如取名为仙鹤寺。普哈丁听罢甚是赞同，当下叫人刻了一块“仙鹤寺”的匾额安在门楣上。后来仙鹤寺成了全国著名的四大清真寺之一，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名声，招揽着许许多多朝拜者和游人。
情笃扬州的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
    萨都剌（1272－？）字天锡，号直斋，元代回族人，世居雁门（今山西代县），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五十六岁的萨都刺以三甲进士及第，是年秋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于赴任途中路过扬州。萨都刺有《过江后书寄成居竹》诗云：“扬州酒力四十里，睡到瓜洲始渡江，忽被江风吹酒醒，海门飞雁不成行。”成居竹名原常，是隐居在扬州的一位不求仕进的人，萨都刺过扬州与他相见，过江后又作了这首诗相寄。还有一首《赠弹筝者》：“银甲弹筝五十弦，海门风急雁行偏。故人情怨知多少，扬子江头月满船。”据考这也是赠给当时扬州一位精于弹筝的沈先生的。
    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萨都刺除燕南照磨，再过扬州，与一个王伯循的同渡扬子江，写有《同御史王伯循济扬子江，时除广东佥事，余除燕南照磨》和《题扬子驿》诗。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秋，七十五岁的萨都刺赴江南诸道行台御史职，又过扬州，这次离前次来已相隔十二年之久了，他回忆起上一次的情况，将前两首诗句重加组合，写成《过广陵驿》一律：“秋风江上芙蓉老，阶下数株黄菊鲜。落叶正飞扬子渡，行人又上广陵船。寒砧万户月如水，老雁一声滔满天。自笑栖迟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灯前。”寄托了他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对扬州的深厚感情。
大戏剧家的扬州情——汤显祖
    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1550-1616）所作《牡丹亭》第三十一出《缮备》有曲词云：“边海一边江，隔不断胡尘涨。维扬新筑两城墙，醺酒临江上。三千客两行，百二关重壮。维城风景世无双，直上城楼望。”汤显祖的《牡丹亭》假托的是宋代故事，却是借当时的扬州做背景的，嘉靖筑新城事，成了戏剧家写作的资料。这足以证明大戏剧家汤显祖曾到过扬州。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因对官场失望，向吏部告归，弃去浙江遂昌县 知县，回江西临川老家隐居。这年三月他路过扬州，在扬州与遂昌吏民作别，有《戊戍上己扬州钞关别遂昌吏民》诗云：“富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云水间。”还有《广陵夜》云：“金灯飒飒夜朝寒，楼观春阴海气残。莫露乡心与离思，美人容易曲中弹”。他的友人谢山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四月，以刑部主事言事罢官，侨居广陵，他也写有《口号送岗山子再如广陵》二首。汤显祖对扬州的印象是深刻的，无怪乎他在《牡丹亭》里把一部分场景放在扬州处理了。最有趣的是有这样一个传说：扬州有个女子叫金凤钗，读《牡丹亭》成癖，一心一意要嫁给汤显祖。后来打听得汤显祖年未壮，已有了家室，且在京师待试。这位金小姐考虑了一阵，仍“愿为才子妇”，并寄书以达意，几经周转，等到汤显祖南宫报捷，感女之意，赶到扬州时，这位金小姐己死去一月了。临死时的遗言说：“汤相公非常贫贱者，今科贵后，倘见我书，必来见访。惟我命薄，不得一见才人，虽死目难瞑。我死，须以《牡丹亭》曲殉，无违我志也。”汤显祖感其知己，亲为出资经营葬事，庐墓月余方返。可见《牡丹亭》当时就在扬州有较广泛的流传，特别为女性所爱读。
中国古代的茶花女——杜十娘
    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描写了一个美丽、善良的风尘女子的爱情悲剧。因其与西方名著《茶花女》很相似，而被誉为“中国古代的茶花女”。这个名篇故事的高潮就发生在瓜洲古渡。据小说记载，在万历二十年间，日本国关白作乱，侵犯朝鲜，朝鲜国王上表告总，天朝发兵，泛海住救。当时有户部官奏准，目今兵兴之际，粮饷未充，暂开纳粟入监文例，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个便宜：好读书，好科举，好中，结果又可有个小小的前程。当时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倒不愿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学生。其中有一人，姓李名甲，字干先，浙江绍兴府人氏，自幼读书在痒，未得登科，援例入于北雍。因在京坐监，与一个名姬相遇，这位名姬姓杜，排行第十，院中都称为杜十娘，这位杜十娘年芳十九，天生丽质，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在当时曾令众多公子王孙倾倒，为其倾家荡产而不惜。当时，院中传出四句口号，道是：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筲之量饮干觞；院中若识杜十娘，千家粉面都如鬼。而李甲也是一位风流倜倘的美少年，性情温和，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两下情好愈密，李甲虽惧怕其父不允，但仍与十娘朝欢暮乐，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在开始的一年，李公子撒漫用钱，大差大使，杜妈妈也奉承不暇，无话可说，但日往月来，李公子囊箧渐渐空虚，手不应心，杜妈妈也就怠慢了。而李公子家中老父李布政在家闻得儿子每日留恋妓院，甚是恼怒，几次写信唤他回去。而李甲却因迷恋十娘美色，终日延捱，而杜妈妈见十娘与李公子情投意合，别的富家巨室，求一见十娘而不可得，而李公子又日渐潦倒，于是杜妈妈答应十娘，若李甲十日内筹足三百两银子，便可放十娘与他远走高飞，否则请他出门。李甲得知此事后，多方筹钱，均不成，最后在室友柳遇春的帮助下，凑到一百五十两银子，加上十娘私蓄的一百五十两银子，终能如期向杜妈妈交了差，十娘终能得以自由。在好友的帮助下，李甲与十娘决定暂往苏杭落脚。临行前，众姐妹送十娘一只封锁甚固的描金文具，以便路途所需时用。于是一对情侣一路南下，不一日行至瓜洲。在此处，李甲相识了临船一位名叫孙富的富家子弟，这位孙富因迷恋十娘美色，心生一计，离间李甲与十娘，并答应以千金相赠帮助李甲回乡见父，实则抛弃十娘。而李甲原是没主意的人，本心惧怕老子，被孙富一挑，认为也对，于是便向十娘和盘托出这一计划。十娘听罢，伤心欲绝，恨其受人挑唆，寡情薄性，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怀抱装有价值万金的描金文具跳入江中。可惜一个如花似玉、坚贞不屈的名姬葬于江鱼之腹，而李甲也因终日愧悔，郁闷成疾，终生不愈，而孙富自那日受惊，得病卧床月余，终日见杜十娘在旁诟骂，奄奄而逝。为纪念杜十娘这位纯洁，坚贞、善良、美丽的女子，在瓜洲古渡口至今还有一座“沉香亭”。
投鞭斩断滚江龙的——郑成功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字大木，南安（今福建南安）人。做过明朝的延平王，反对他父亲郑芝龙降清，起兵抗清。以后率兵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全岛。他的诗气势雄伟，民族意识强烈。
    在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44－1661）间，以及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之前，共约四十年光景，清朝尚未完成全国统一的局面，那时不仅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明朝诸叛臣各自据地为王；而雄踞台湾的郑成功，则多次跨海登陆，与清廷为敌，给予清王朝统治者以巨大的威胁。清朝为了防备郑成功的进攻，对海防、江防严加防御。瓜洲是北运河入江的港口，又面对镇江，为南京的门户。因此，清兵在瓜洲也设下防御工程，其主要工程是木城和滚江龙。木城用以阻截登陆的敌军；安设在水里的滚江龙，则用以拦阻敌军的船只。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结集了雄厚兵力，计有陆军十七万，水军五万，马军五千，还有铁人八千。铁人是军人周身披挂铁甲，甲上用朱、绿两色绘画出各种图形，行军时，位于最前列，以表示武勇。二十多万大军，使用了八千只巨舰，离开澎湖，北向进入长江，一路上无人敢阻，浩浩荡荡，一直驶抵焦山。
    郑成功与众将计议，要攻取金陵，必须先夺取瓜洲这一重要隘口。于是派遣大将马信、余新二人，先攻占了瓜洲邻近的谈家洲，作为据点。指派张煌言、罗蕴章进据瓜洲上游，攻打清兵据守的木城。又要张亮率领一批善于潜水的士兵，深入水底，斩断滚江龙，以便船只驶靠北岸。其中，清朝委派防守瓜洲的是操江御史朱衣祚、城守左云龙。防守力量薄弱，仅有一万人。刚交兵锋，张亮已率众斩断滚江龙，水军全部登陆。在震天的金鼓声中，郑成功的部属韩英直扑瓜洲城，拚死夺门。朱衣祚见郑军声势浩大，无力支撑，仓皇逃走。城守左云龙阵亡。守木城的清兵见主力被挫败，也同时溃散。清朝视为重要港口的瓜洲，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被郑成功攻陷。郑成功曾作《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诗一首：“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郑成功争夺瓜洲，其目的是为了扫清上驶南京的水行道路，所以在占领瓜洲以后，并没有乘船北上，向扬州进兵，只派了刘猷镇守，主要兵力仍然撤回焦山，继续向南京进发。后来因战事失败，退回台湾，瓜洲也随之放弃了。
整治河务下扬州的帝王——康熙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8岁（1662年）登基，69岁（1723年）驾崩，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期间，他擒鳌拜、平“三藩”、统一台湾、保卫边疆、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文化，政绩卓著。康熙皇帝亲政之后，非常重视治河，将河务与平定三藩、治理漕运列为国家的三大任务，并且书写下来，悬挂在宫廷柱上，昼夜惦记。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始，康熙皇帝亲率车驾由午门出正阳门，开始了第一次南巡，此后，康熙又分别于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四年（1705年）、四十六年（1707年）先后进行了5次南巡。其间，每次都要到东南大郡扬州及治河重地高邮、宝应、江都等州县。
        康熙南巡到扬州，有一处行宫，就是高旻寺行宫，在城南15里茱萸湾（非今日湾头之茱萸湾），由扬州盐商捐资，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四次南巡时建成，寺额及塔额皆由康熙御赐。次年，他又亲撰《高旻寺百年记》。四十四年，康熙再临高旻寺，作《幸茱萸湾行宫登五云楼》诗一首：“财富称兹地，时巡复此经。春膏宜豆麦，烟景遍林亭。靡丽风应换，敦庞训屡形。施恩频己责，聊尔翠华亭。”同时，又为高旻寺题联：“龙归法座听禅偈；鹤傍香烟养道心”、“蜀冈云澹山光近；江渚漕分水派清。”
    康熙在扬州，御驾必临的另一胜景是扬州名刹天宁寺，历次到天宁寺，先后御题“皓月禅心”、“寄怀兰竹”、“般若妙源”、“净因”诸额并“禅心澄水月；法鼓聚鱼龙”、“珠林春日永；碧淑好风多”等联。康熙四十四年在扬州，作有《幸天宁寺》诗一首：“十里清溪曲，丛篁入望深。暖催梅信早，水落草痕侵。俗有鱼为业，园饶笋作林。民风爱淳朴，不厌一登临。”在游平山堂时，康熙也曾留下一诗。在大明寺平山西园里，至今还留有康熙御碑亭：“宛转平冈路向西，山堂遗构白云低。帘前冬暖花仍发，檐外风高鸟乱啼。仙仗何尝惊野梦，鸣镳偶尔过幽栖。文章太守心偏忆，墨洒龙香壁上题。”
推动扬州盛极一时的帝王——乾隆
    乾隆，即爱新觉罗·弘历，生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系雍正皇帝第四子。他25岁当上皇帝后，处处以其祖父康熙为榜样。康熙在位时曾经六次南巡江浙，于是乾隆也决定“法祖省方”（即效法祖宗，视察地方），一方面为了治理黄河、修筑海塘，一面更为游山玩水，“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又先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共进行了六次南巡。
       乾隆六下江南，扬州是他每次必经、每次必游的重要城市。这个时期的扬州，已恢复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它南濒长江，居南北大运河之交汇点，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扼盐、漕、河运之要冲，水道纵横，商旅辐辏，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士大夫云集；园林密布，风景秀丽，这些都是吸引乾隆乘兴来游的重要原因。乾隆在扬州的行宫有两处：一是高旻寺，一是天宁寺。乾隆第一次来扬，行宫在高旻寺。每次来扬州，都要尽兴游历各处名胜景点。当时扬州由盐商出资，建有卷石洞天、西园曲水、红桥揽胜等二十四景点，以备乾隆临幸。这些景点有的已经湮没，只有遗迹可辨；有的至今仍散发着魅力，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观光。乾隆每到一处，都要吟颂一番。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多产的诗人皇帝，他在位60年，作诗41800余首，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
    天宁寺为扬州八大名刹之一。乾隆第二次南巡时，赐该寺为“江南诸寺之冠”，于寺内修建了行宫，在寺旁修建了御花园，在寺前建起了御码头。第四次南巡至天宁寺行宫时，乾隆怀古叹今，作《天宁寺行宫杂咏》一首：“三月烟花古所云，扬州自古管弦纷；还淳拟欲申明禁，虑碍翻殃谋食群。”由扬州北门进入瘦西湖，要经过著名的大虹桥。乾隆乘御舟从桥下过，触景生情，作《红桥》诗一首：“绿波春水饮长虹，锦缆徐牵碧镜中；真在横披画里过，平山迎面送春风。
    虹桥往东两百米处的“四桥烟雨”，为盐商黄履暹之别业。乾隆来游，见层轩洞豁，曲槛逶迤，环望四桥，如彩虹蜿蜒，出没波间，极水云缥缈之趣，不禁心旷神怡，欣然挥笔御书：“目属高低石，步延曲折廊”，赐名“趣园”，并题诗道：“多有名园绿水滨，清游不事羽林纷；何曾日涉原成趣，恰值云开亦觉欣。”御舟过二十四桥，乾隆当即吟诗一首：“初识江南景物饶，已闻好鸟助春娇；明朝又放征帆下，去向扬州廿四桥。”
       平山堂为北宋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也是乾隆每次临扬必游之处。在这里，他作有《平山堂绝句》、《自高旻寺行宫再游平山堂即景》等诗，其中一首写道：春风行馆憩天宁，早见平山黛色青；便进湖船漾新碧，且看夹岸画如屏。乾隆南巡以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莅扬为盛。也是第四次临扬时，乾隆将扬州著名丛林大明寺更名为法净寺，并御笔赐额。乾隆在扬州，也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至今扬州民间仍流传着一夜造成白塔的故事：一天，乾隆乘兴游览大虹园（即今瘦西湖公园），至莲性寺前，环望四周，见湖光山色，水榭歌亭，景色佳秀，不禁想起北京的游览胜地北海，对左右侍臣说：“这里很象北京的琼岛春阴，可惜少了个喇嘛塔。”扬州某盐商听说后，连忙用黄金贿赂皇帝侍臣，请他们将喇嘛塔的形状描绘出来。然后招集工匠，运来白盐，连夜施工，硬是用盐堆成一座白塔，远看与北海白塔并无两样。第二天，乾隆再次游园，看到新造的白塔，惊叹不已。由此亦可见扬州盐商财力之雄厚。
       乾隆南巡极大地刺激了扬州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扬州商业急剧繁荣，城市园林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南巡前，扬州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然而，市镇建设相对落后，河道不宽，河岸亭台很少。自从乾隆南巡以后，商人雇工兴修，增荣饰观，于是河道变宽，水势浩荡，迂回曲折，两岸亭台楼阁，曲折延伸。特别是园林的构建，极一时之盛。据清人金安清称：“扬州园林之胜，甲于天下。由于乾隆六次南巡，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重复。”今天，这里已辟为扬州瘦西湖乾隆水上游览线，你可以乘坐画舫船，沿着当年乾隆皇帝的行踪，聆听有关乾隆皇帝的趣闻轶事，品尝美味佳肴，欣赏两岸美丽别致的园林风光，体味一下做皇帝的乐趣。
“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人称“雷塘庵主”。阮元的一生历经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且仕途通达，被后人誉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晚年晋加太傅衔。阮元在扬州度过了他青年时代刻苦求学期后，便驾着人生航船，扯起风帆驶出扬州古运河，去实现他那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阮元历仕乾隆、嘉兴、道光三朝，先后任浙江、河南、江西三省巡抚，湖广、两广、云贵三地总督。履迹所至，以振兴文教为务，如抚浙时在杭州创诂经精舍，两广总督兼署巡抚时设学海堂，均选彦才讲习，时人有“斯文与斯人俱在”之誉。阮元颇重所在地方文物，在粤、滇、浙等地都积极编篆地方志，不惟为当时治经者所习服，至今仍为治国学者所必备。阮元选刊并世名家著述而成的《文选楼丛书》，以及他自著的《研经室集》，则更为世所重，风行一时。阮元于道光十八（1838）致仕，正值鸦片战争前夕，他督粤时已目睹英国侵略势力的猖獗，因此，阮元开始关注实验科学，集历代天文、历算诸家，作《畴人传》，其眼界比当时一般学者更为开阔。阮元一生在浙江平海寇，在广东与英人周旋，在去南绥靖边民，都立了大功。这位朝廷重臣，虽常为政务所困，但他每到一处为官，都能以提倡学术为已任，广招贤才，奖掖后进，可以说，阮元的一生都在为提倡学术、传播文化而不懈努力。因此，后人对此赞誉尤佳。
    阮元退出朝政后，在扬州“买北郊‘邗上农桑’为别墅，优游林下者12年。阮元故居在扬州旧城毓贤街，在大东门南还有“阮家大院”。阮元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于扬州，葬于槐泗境内，其墓座落于隋炀帝陵南，今邗江区槐泗乡永胜村，墓前有石墓一座，门顶正中有石刻“圣旨”二字，下方模额上镌“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达公墓道”十六个字，极为壮观，另有一石碑，刻有阮元生平事迹。
        作为清代著名学者、扬州大儒阮元，博学多才，提倡朴学，是“扬州学派”的巨匠，对扬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嘉庆十一年，阮元登临甘泉山，得一西汉厉王刘胥造宫殿用石，阮元特地将此石运入扬州，嵌置在扬州府学壁间。嘉庆十一年，阮元在扬州二郎庙菜园中得一南宋淳熙年间的古井栏，被置入准提庵内。阮元在扬州北郊古兴教寺寺南一里多远的水塘中得八角石石柱，磨灭无字，是寺中旧物。阮元将八角石柱移于兴教寺前，并重书题名，此石现存扬州唐城遗址研究所，石上刻有阮元于嘉兴十二年、十八年的两次题识。阮元所刻的华山碑今存于扬州博物馆。
       嘉庆十二年正月，阮元请著名书法家、扬州太守伊秉绶书墓碑，碑正中为“隋炀帝陵”四字，碑石署“大清嘉庆十二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今隋炀帝陵墓仍保持当日阮元所修之状。阮元回扬守制，出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为征集编篆扬州地方文献辛勤笔耕。他组织编篆了《扬州府志》、《扬州图经》等。
宁为玉碎，决不瓦全的兵部尚书——史可法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内部民族纷争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他为抗击清兵，保卫扬州，为捍卫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而英勇就义，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江泽民总书记在1990年2月19日接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大陆访问团时说：“在扬州城外梅花岭，有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叫做‘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就很能激发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累官至明南京兵部尚书。他自幼勤奋好学，立志报国。在十八年的政治生涯中，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深得人民拥戴。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明朝灭亡。清兵乘势南下。危急关头，史可法力支残局，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田崧建南明弘光政权，以维系天下人心，挽救明王朝覆亡的命运。守江南必先江北。但江北四藩镇骄横不法，不顾大局，相互争夺地盘。扬州成为争夺的焦点.
    朱由崧腐败，奸党专权。史可法为中兴复国大业，自请江北督师，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衔，冒险渡江来到扬州。史可法嘱咐总兵官庄子固：“一旦城破，就请你把我杀掉，决不当俘虏！”还派人持令牌通告全城居民：如果城破，敌方问罪，我“一人当之，不累百姓”。市民听者无不感动落泪。多铎连日猛烈攻城，全城军民同仇敌忾，杀死清兵数千人。史可法亲临最重要、也最难防守的西门城楼作战，战斗尤为惨烈。清军于二十五日发起总攻，倚仗红衣大炮的威力，城墙西北角首先被突破。史可法拔刀自刎，众参将一齐上前紧紧抱住，并拥着他向小东门方向冲去。在转向南门的路上遭遇清兵，史可法端坐马上大声喝道：“史可法在此！”史可法被押到新城南门城楼，多铎再次劝降。多铎说：“你已为明朝尽了忠心，不算负国。如能为我收抚江南，大清将不惜委以重任！”史可法怒道：“我乃大明大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多铎反复劝说：“先生末见洪承畴之例吗？降则可富贵！”史可法鄙夷地说：“洪承畴不忠之极，我怎肯学他！”多铎气得暴跳如雷，亲自拔刀来砍，史可法挺身而迎，惊得他倒退几步，连喊：“真男子！真男子！”史可法厉声说：“与扬州城共存亡，我意早决，纵然碎尸万段，我也甘之如饴！但是扬州百万百姓不可杀害！”史可法在新城南门城楼英勇就义，惨遭肢解。这天是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史可法时年44岁。史可法殉难后其义子、副将史德威遍寻全城找不到遗骸，遂依史可法生前遗愿，葬衣冠于梅花岭。满岭梅花昭示着史可法的高风亮节！
在扬州的曹寅、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家与扬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康熙四十二年（1703），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奉旨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与苏州织造李煦轮管两淮盐政。自此始，曹家就和扬州有了直接的关系。曹寅的工作重点也由织造转向盐差，活动中心由金陵移向扬州。在近60年时间里，扬州盐院、真州使院是曹寅活动和以文会友的重要场所。据黄进德先生在《红楼梦与扬州》一文中说：“两淮盐院，据康熙、雍正朝《扬州府志》记载和近年出土的断碑残瓦看，其确切位置在原扬州市新华中学内。位于开明桥、文昌阁东边院大街、院东街之间。”扬州盐院毁于兵火，仪征盐所亦荡然无存。光绪七年，两淮盐运使又在盐院废址上建了万寿宫，曰“皇宫”。
    接驾和刊刻《全唐诗》是曹寅在扬州所作的最有影响的两件大事。曹寅、李煦为了报答康熙的“隆恩”，遂于三汊河畔营建了塔湾行宫，以接驾皇上。三汊河在扬州市西南15公里。这里地处南北水路要冲，曹寅取其形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与李煦各捐银两万两，李大山捐银一万两，大兴土木，修缮了三汊河塔湾行宫。康熙六次南巡，曹寅四次接驾。康熙第五次南巡，曹寅既以江宁织造身份在南京接驾，又以巡盐御史的身份到扬州接驾，盛极一时，“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成，古董诗画不计其数，月夜如昼。”正如老嬷嬷所云“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别讲银子成了泥土，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曹寅不但读书，作诗、填词，文学修养也极好，且好抄书藏书。他在扬州奉康熙之命，邀集了江浙一带在籍翰林彭定求等十人，在两淮盐漕察院内设立了“扬州诗局”，扬州天宁寺是曹寅召集书手、工匠刻《全唐诗》的工场。《全唐诗》收入1200多位作者的诗4.94万余篇，共编成900卷约700万字。康熙对刊刻本朱批曰：“刻的书甚好。”《全唐诗》刊刻完成后，康熙又把刊刻《佩文韵府》的重任交给了曹寅，全书108卷，1.8万多页。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在扬州与李煦等共商刊书之事，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邀请到好手百余人，召集至天宁寺。
        至于曹雪芹与扬州的关系，更值得一探。“扬州旧梦已觉醒”，雪芹好友敦诚《寄怀曹雪芹》的诗句，很简明地道出了曹雪芹和扬州的渊源。扬州在曹雪芹笔下屡见不鲜，他在《红楼梦》里写贾雨村游扬州“智通寺”，巧遇冷子兴；写贾夫人仙游扬州城；写贾宝玉给林黛玉讲述扬州黛子山林洞里的耗子精；写薛宝琴的广陵怀古……从种种描写看，少年时代的曹雪芹除了生活于南京外，他还随家人到过扬州等地。有人说，苏州的拙政园，镇江的金山，扬州的天宁寺、水竹居，都曾留下曹雪芹的足迹。曹雪芹迁居北京后，几次曾临江南，他从北京沿运河南下，由扬州渡江到镇江，再去南京、苏州等地。据有关文章描写：雪芹行至瓜洲，雪阻舟行，泊船于此。在瓜洲镇上沈家滞留，绘有《天官图》一幅，以谢主人。沈家后人视图为宝，但岁月沧桑，此图终于遗失了。至今在扬州民间还流传着曹雪芹的许多故事。有人传，解放初期，疏浚瘦西湖时曾发现曹雪芹的石刻像；有人说曹雪芹在扬州堂姑母家曾为表妹香扇题诗；还有人云，曹雪芹游扬州西郊在竹林古庙里接受老僧赠送的字画，在他的《红楼梦》里还有好多关于此类事的描写。
      《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与扬州更有着不解之缘。据小说描写，林黛玉是生在苏州，在绿杨城廓长大的姑娘。林黛玉来也扬州，去也扬州。她从扬州古运河登舟，被贾雨村送到京都贾府，后来又曾奔父丧被贾琏送到扬州来过。她的父亲林如海和母亲贾敏均卒于扬州。
扬州八怪及其领衔人物——郑板桥
    郑板桥，名燮(xiè)，字克柔，号板桥，又号板桥道人，江苏兴化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年（1765年），终年73岁。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是清代扬州画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的诗、书、画被誉为“三绝”，独具风格。郑板桥生长在书香之家，少好读书。由于他天分较高，学习勤奋刻苦，加上名师指点，不仅通读了四书五经，而且在绘画、书法、诗词诸方面都有所造诣，一时成为兴化有名的秀才。雍正十年（1732年）他40岁时考中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待官5年，乾隆七年（1742年）为山东范县县令，乾隆十一年（1746年）调任山东潍县知县。由于他在潍县期间执法严明，主持正义，对残害老百姓的贪官污吏、恶霸豪绅严惩不贷，当地腐朽势力对他恨之入骨，终于上下串通，罗织罪名，栽赃陷害，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他61岁时将他罢了官。   
    郑板桥罢官归来，先回家乡兴化，不久，再度离家，来到阔别多年的扬州城。扬州，人才济济，号称“海内文士，半集维扬。”其中有宦途失意的李鱓、李方膺(ying)等；有淡泊名利的金农、边寿民、黄慎、汪士慎等名士；有著名的诗人、文艺批评家袁枚等。他们都是富有正义感和艺术功力之士，艺术家们对“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郑板桥表示了热烈欢迎。他们志趣相投，都注重创新，蔑视传统，打破了当时以“四王”（王翚、王时敏、王鉴、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画派的窠臼，把诗、书、画、印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艺术流派——扬州画派，而“扬州八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书画艺术家。
    “扬州八怪”通常指汪士慎、李鱓、金农、黄慎、高翔、郑燮(xiè)、罗聘8人（也有将华喦(yan)、高凤翰、边寿民、闵贞、李勉、陈撰、杨法等列入“八怪”的）。他们大都出身寒士之家，受过较好的文化教养，年长后又各抱才艺，但在生活上却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受着同样的命运驱使，怀着相同的艺术抱负，他们汇集到了扬州。“扬州八怪”摒弃传统的“正宗”画派恪守古法的教条，继承和发挥徐渭、朱耷、石涛等人强调个性和创新的艺术风格。他们的书画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他们强调“自立门户”，“不知有人”，“风格独创”；主张艺术应该从生活（大自然）的直接观察中得来，促进了中国绘画中文人画的发展。“扬州八怪”以“怪”驰名，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艺术特点标新立异，也包含着他们思想行为的与众不同，比如金农“性情逋峭，世多以迂怪目之”，李方膺为人“傲岸不羁”，以及汪士慎嗜茶成癖，罗聘能白昼见鬼等等。
     “扬州八怪”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极其光彩的篇章，他们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实践，哺育了后来画人，近现代中国画坛上出现的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蒲华、齐白石、陈师曾、潘天寿、徐悲鸿等艺术大师，无不受其影响，“扬州八怪”的创新精神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郑板桥是“八怪”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不仅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上为人称颂，他性情言行的与众不同，也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郑板桥是一位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同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实主义文学家。郑板桥的文学成就非常丰富，他的诗、词、曲和各种书札散文各具特色，大多数作品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其中诗、词的成就最高。《板桥诗钞》和《词钞》收录其所作诗、词300余首。另有《范县诗》、《潍县竹枝词》、《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真州八首》等等，热情歌颂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质朴的美好品质。
    板桥绘画，学于现实，博采众长，自成风格，他一生最喜画竹、兰、石，兼画海、松、菊等，效法“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做“千秋不变之人”，这是板桥所欣赏的“四美德”。竹、兰、石代表着作者顽强不屈、坚忍不拔、正直无私、虚心向上的精神品质，是他“倔强不驯之气”的象征。郑板桥是扬州人民的骄傲，扬州八怪纪念馆已于1993年11月22日郑板桥诞辰300周年纪念日建成并对外开放。建成后的扬州八怪纪念馆位于驼岭巷西方寺内，馆内有扬州八怪十五家雅集群雕；专门辟有扬州八怪作品成列，可以具体而细致地了解“八怪”成员中每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特色；偏于西方寺一隅的金农寄居室，是当年金农生活、创作的地方，可以让观众进一步体会当年“八怪”日常生活的氛围，在萌生思古之情的同时，或多或少领悟人生哲理——欲成就一番事业者，不苟同俗，穷益弥坚。 
名震中外的钦差大臣——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清朝大臣，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  村老人。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林则徐一生宦迹达十四省，以在江苏为官时间最长，达七年之久。其中途经扬州有十一次之多。足迹所至，除今市区外，南起瓜洲，北至宝应，东临泰州，西至仪征等地。十八年正月初八，林则徐由南京抵扬州，“寓埂子街长乐园”。在此期间，“往辕门桥五车楼冯家书肆买书”，“乘小舟同往观平山堂”等。前后在扬州住了十一天，于十九日离开扬州。二十一日舟过宝应时，又会晤了当时的漕运总督阮元，并“将陈恭甫托寄给阮元的信二件交付”。这是史料中关于林则徐与阮元之间交往的珍贵记载，也是林则徐第一次到扬州的最早记录。
    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林则徐从福州启程赴京补官，于闰三月十三日经瓜洲，晚泊高旻寺，第二天到达扬州。返回时，于五月二十九日仍途经扬州，登岸会晤常镇道观察王篑山等友人，当夜泊瓜洲口。道光三年，林则徐在江苏按察使任上（驻苏州）赴京入觐，由镇江过江，入瓜洲，仍至高旻寺夜泊。次日一早，登上高旻寺塔眺望，但见“沿江洲田涸出，种麦已十之七”。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在河南布政使任上奉旨调补江宁布政使。林则徐考虑到当时江苏灾情“以淮、扬为重，因此，他决定以勘灾赈恤事宜为重，打破“驿程定制”，“取道淮、扬，查勘灾区”，他启程时先在河南商丘，采买了小麦三万石，随即亲自“督带头起麦船，由黄河顺流而下”。亲经桃源、宝应、高邮、甘泉、江都等地，将从河南采买的小麦“分拨受灾州县，各按地主情形，分别平粜煮赈”。这样，他很快就“将扬州一带安抚就绪”。
    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则徐由东河总督调任江苏巡抚。鉴于江苏灾情严重，林则徐先后给道光帝上了《上元江宁等六县沿江地主被淹请抚恤折》、《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欠收情形片》，提请朝廷给予减征或缓征钱粮漕米。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林则徐向道光帝上一本《江都县运河堤埂冲缺请借项修筑折》，内中提到“扬州府江都县境内洋（扬）子桥至瓜洲运河东西两岸河堤江埂”乃“保卫田畴”及“空重漕船挽纤及驿递要道”，关系紧要。民情困苦，无力兴修”，请准借项修筑。道光帝允准了这项提案。道光十五年（1835年），林则徐与漕运总督朱为弼相会在瓜洲以北的八里铺（今邗江县八里乡），两人促膝长谈，商议了有关整顿漕运、剔除弊端等事宜，直至深夜。
        道光十六年，林则徐又在瓜洲会晤了一个有名的农具改革者齐彦槐。当时齐仿造西方的水车制成了一种叫“龙尾车”的农具。林得悉后，不仅亲到现声观看试用，而且把它推广到其它农用和治水等方面。林则徐任江苏巡抚的五年中，处理了清代社会中极为棘手的灾赈、水利、钱漕、盐政、货币等实际事务，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的措施，收到了“利国便民”的效果。道光十九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由于投降派的陷害，林则徐被迫离广赴浙，充军远征戍新疆伊犁。林则徐怀着满腔的悲愤踏上赴戍征途，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三路经扬州。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一舸浮江木叶秋，传闻飞鹊过扬州。自羞东障难为役，漫笑酉行不到头。供奉更吟中道放，杜陵犹想及关愁。故人喜意看先一，高唱君家八咏楼。”
        早在林则徐被革职离粤赴浙时，他就寻觅了一本明代焦勖据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所述写成的《炮书》。奉到充军伊犁之首后，他就随身将这本《炮书》带着，途经江苏时，亲自委托友人陈登之在扬州刊刻。该《炮书》共三卷，分别介绍筑石砌炮台、大炮构造及铸造、炮弹配料和装放方法等技术。
“我是扬州人”的现代文学家——朱自清
       朱自清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自清，号佩弦，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散文作家和教育家。朱自清先生1898年11年12日生于江苏东海，祖籍是浙江绍兴，六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起先读私塾，十五岁进入安徽旅扬公学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扬州淮扬合一中学(后改为江苏第八中学,又改名为江苏省立扬中学,即今扬州中学)。十九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考入北大的那一年寒假，奉父母之命回扬州与武钟谦结婚，他们生有三男三女都在扬州生活多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一年，二十四岁的朱自清曾被聘任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学主任，不久辞去职务，去其他学校任教，他在武妻死后还多次来到扬州。
    朱自清先生在扬州度过了如其所说的“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朱自清先生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家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摸它。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朱自清的扬州散文集，如《我是扬州人》、《扬州的夏日》、《给亡妇》、《看花》、《冬天》、《说扬州》、《择偶记》、《背影》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从论水、论山、论景点，到论吃、论民俗、谈情感，都以摇曵多姿的艺术笔墨，表达了作者深深地怀乡思亲之情。
    1982年扬州市市政府将安乐巷27号，即朱自清父母、子女及朱先生回扬前后居住十多年的扬州传统结构的小四合院，作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葺，保存了一些朱先生身前使用过的遗物，在正大厅有朱先生的半身塑像，塑像背后是一幅“荷塘月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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