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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学派——扬州历史文化
发布时间：2011-1-7 10:08:02 作者：yztpdq 来源：本站 浏览量：4193 【字体： 】
清代，是宝应学者活动最为活跃、学术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们以师承或家学的关系形成了被称为宝应学派的学术团体，由于阵容庞大，实力雄厚，成为扬州学派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最早提出宝应学派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扬州学派钜子刘师培，他在《近儒学案》的序言中写道：“淮南之滨有朱泽云，于是有宝应学派。”此书只是拟撰，因而我们就无法知道他对宝应学派的看法。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家张舜徽在他研究扬州学派的专著《清代扬州学记》中也承认其宝应学派，他称成孺为宝应学派的殿军，但对宝应学派也没有作具体阐发。
宝应学派在扬州学派中的地位如何，我们只要看一看《清代扬州学记》中所列出的人物就可以知道其大概。该书所写的主题人物6名，附见人物16名，计22名。其中宝应学者就有9名，差不多占半壁江山。最可贵的是，宝应的王懋竑在主题人物中居于首位，被看作是扬州学派的先驱者。再者刘师培在《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中独立《宝应学案》，由此可见，宝应学派确实是不同凡响。
《宝应学案》中列有宝应学者三名，他们是王懋竑、朱泽沄和刘台拱。而王懋竑、朱泽沄正是宝应学派的首创者。宝应的学者所学都是与他们一脉相承，又都是继承了他们的治学遗风而有所成就的。
王懋竑(1668—1741年)字予中，号白田。他一生治学是专门朱子之学的，其贡献为：一是考订出《易本义》前面的九个图并非朱熹所作，结束了元明以来学者们疑而未决的争辩，这也是辩伪史上的一件大事；二是花了20多年时间，四易其稿改写成功《朱子年谱》。这是一部研究朱子之学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巨著。他在专治朱子之学的同时，还旁及经史。著名学者李慈铭对他的史识很是推服。三是他的治学方法和学风为扬州学派开了先河。张舜徽指出：“王懋竑运用考证家的治学方法去整理朱子之学，……这对后来扬州学派走入‘通核’一途，无疑是作了导夫先路的前驱者。”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焦循认为，扬州学派的敦崇实学，王懋竑有“倡始之功”。张舜徽更进一步地认为，“这便是扬州朴学的渊源”。
第一个研究王懋竑并给予他很高评价的是乾嘉大师钱大昕。他为王懋竑作了传已经不易，而且把王懋竑与当时的大儒阎若璩、胡渭、万斯同、惠栋、江永、戴震相提并论就更是不易，这也足见王懋竑不仅在扬州学派中而且在清儒中的显赫地位了。
朱泽沄?摇(1666—1732年)字湘淘，号止泉。他是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最亲密的学侣，两人同学朱子之学，虽然观点有分歧，却能“易子而教”，而且成为亲家。他们这种各尊所闻不相排斥的做法，也为扬州学派开创了求同存异的良好风气。
刘师培很推崇朱泽云，《宝应学案》中继王懋竑之后便是他。陈铁凡教授也认为他“学有本源”，刘氏对他的推崇“殆非阿私之虚谀”。东方树的《汉学商兑》是一部研究程朱理学的权威性著作，他把朱泽沄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朱泽沄的主要贡献是：一、能够发明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并能对王学兼收并蓄，在继承与发展朱子之学方面有重大成就；二、在锡山讲学，为宣传推广朱子之学做了大量工作，在王学盛行的时期，此举意义更为深远，功不可没；三、对宝应学派的开创功劳特大；宝应的后学与他均有师承或家学的关系，这就无怪乎刘师培将宝应学派写在他的名下。
《宝应学案》中所推崇的第三个人物便是刘台拱。《汉学商兑》中写有宝应两个人物，一个是朱泽沄，另一个便是刘台拱。《扬州学派新论》中称刘为“与段玉裁、王念孙齐名的大学问家”，他的学识被称为与当时的大儒阎百诗、戴东原、程易畴“相伯仲”。刘台拱(1751—1805年)字端临。他学识渊博，凡天文、音律、书数、音韵等无不通晓，对“三礼”研究尤为精深，刘台拱的意义主要的还不在学术上，而是在于学人的人品上，他的“慎于接物，尤谦于取”的高度修养，令许多名士如阮元、段玉裁、王念孙、汪中折服，时人誉他为“大贤”。王昶在《四士说》中表扬了四位扬州学者：刘台拱的德行、汪中的文章、王氏父子的文字训诂，称做为“四士三美”。人品问题也是学风问题，这也是刘台拱所奉行的“躬行实践”为扬州学派做出的典范。
朱彬(1753—1834年)字武曹，号郁甫，从事经传、训诂、声音、文字，与外兄刘台拱齐名。王念孙与他是忘年之交。王氏称其“博闻强识而又有卓见”，对于他的《经传考证》特别赞赏，誉他为“传注之功臣”。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朱彬的“撮其菁英，引掖来学”的贡献，为乾嘉学术的推进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也是研究扬州学派的学者一致将他推举为扬州学派钜子之一的原因。
刘宝楠(1791—1855年)字楚桢，号念楼。幼从家学，受业于叔父刘台拱，少年时期已与仪征刘文琪齐名，支伟成在其《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誉“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为“宝应刘氏三世”。赵航在《扬州学派新论》中对他评价很高，称其为“卓越的经学家和小学家”。
刘宝楠与其子刘恭冕以其父子共疏《论语》而著称于世。《论语正义》则是“竭两代人毕生之功而成就的为同时代人所众慕的不朽著作”。是书不仅弥补了宋人邢禺疏解《论语》的疏陋不足之处，且荟萃众说，多所阐发，成为研究《论语》的指南。
人们单知道刘派父子共疏《论语》却很少人知道此《论语正义》也是刘氏一门对《论语》研究的总结。正如刘文琪所说：“邑人称道学家，必曰东门刘氏。”可知刘宝楠的家庭，世代相承，是讲儒学的。刘宝楠与刘恭冕在《论语正义》中就大量的吸收了刘履恂《秋槎杂记》，刘台拱《论语骈枝》、《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刘宝树《经义说略》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台拱的贡献特大，他的观点成为《论语正义》的指导思想。
刘宝楠的兄长刘宝树在扬州学派中也是有数的人物，他濡染家学，精研经训。一生虽好读书，但不轻于著述，这也局限了他的影响。刘恭冕是刘宝楠的次子，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与他父亲刘宝楠共疏《论语》，另外他提出的“广经”一说，在当时把扬州学者们推上“通核”一途也有积极意义。所谓“广经”，也就是突破所谓五经、九经、十六经等狭隘圈子，扩大治学范围和研究内容，使扬州学派成为“通学”，扬州学者成为“通家”。此说为段玉裁首创，刘恭冕是积极的支持者，并对段玉裁的“二十一经”之说，进行调整，使之更为经世致用。
被张舜徽称为宝应学派殿军的是成孺。成孺(1798—1883年)原名蓉镜，字夫卿，晚号心巢。他遥承先辈王懋竑、朱泽沄的治学遗风，精治朴学，不废义理。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因其继诸家而起，取得的成绩更大，这正如他的学生冯煦所说“吾师成先生晚出，尤大且醇”。在后来宝应后进中，以刘岳云师事成氏为最久，能传其学。
上述人物都是《清代扬州学记》列出的扬州学派代表人物，当然也都是宝应学派的精英。其实宝应学派的精英又何止于此，如王懋竑与朱泽沄“易子而教”的王箴传与朱宗洛，还有成孺的学生冯煦等等都是学而有成，名垂一时的。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
宝应学派作为扬州学派的一支，这当然有它突出之处：
一、在治学内容方面，他们都是出自于朱子之学之门，尽管以后有的走上经学小学之路，但都是以朱子之学为其根底的。他们所学又不仅局限于朱子之学，走的是“通学”之路，又都成为“通儒”。
二、在治学风气方面，他们有着理学的传统，学术修养极深，行为也较端正，无一不为当时名士所推重，尤其他们的人品成为扬州学派的典范；他们的“不尚口说，但问躬行”，由是形成扬州学者们笃实不欺的风气。
三、在治学方法方面：他们重朴学不废义理，由王懋竑、朱泽沄倡导的治学方法，成为宝应学派的治学遗风。
这是我对宝应学派的粗浅的认识，阐述的目的是引起对这一灿烂文化成果的重视，从而进一步挖掘它，发扬光大它，并为我们宝应曾经有过的文化辉煌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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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宝应学派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扬州学派钜子刘师培，他在《近儒学案》的序言中写道：“淮南之滨有朱泽云，于是有宝应学派。”此书只是拟撰，因而我们就无法知道他对宝应学派的看法。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家张舜徽在他研究扬州学派的专著《清代扬州学记》中也承认其宝应学派，他称成孺为宝应学派的殿军，但对宝应学派也没有作具体阐发。
宝应学派在扬州学派中的地位如何，我们只要看一看《清代扬州学记》中所列出的人物就可以知道其大概。该书所写的主题人物6名，附见人物16名，计22名。其中宝应学者就有9名，差不多占半壁江山。最可贵的是，宝应的王懋竑在主题人物中居于首位，被看作是扬州学派的先驱者。再者刘师培在《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中独立《宝应学案》，由此可见，宝应学派确实是不同凡响。
《宝应学案》中列有宝应学者三名，他们是王懋竑、朱泽沄和刘台拱。而王懋竑、朱泽沄正是宝应学派的首创者。宝应的学者所学都是与他们一脉相承，又都是继承了他们的治学遗风而有所成就的。
王懋竑(1668—1741年)字予中，号白田。他一生治学是专门朱子之学的，其贡献为：一是考订出《易本义》前面的九个图并非朱熹所作，结束了元明以来学者们疑而未决的争辩，这也是辩伪史上的一件大事；二是花了20多年时间，四易其稿改写成功《朱子年谱》。这是一部研究朱子之学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巨著。他在专治朱子之学的同时，还旁及经史。著名学者李慈铭对他的史识很是推服。三是他的治学方法和学风为扬州学派开了先河。张舜徽指出：“王懋竑运用考证家的治学方法去整理朱子之学，……这对后来扬州学派走入‘通核’一途，无疑是作了导夫先路的前驱者。”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焦循认为，扬州学派的敦崇实学，王懋竑有“倡始之功”。张舜徽更进一步地认为，“这便是扬州朴学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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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学案》中所推崇的第三个人物便是刘台拱。《汉学商兑》中写有宝应两个人物，一个是朱泽沄，另一个便是刘台拱。《扬州学派新论》中称刘为“与段玉裁、王念孙齐名的大学问家”，他的学识被称为与当时的大儒阎百诗、戴东原、程易畴“相伯仲”。刘台拱(1751—1805年)字端临。他学识渊博，凡天文、音律、书数、音韵等无不通晓，对“三礼”研究尤为精深，刘台拱的意义主要的还不在学术上，而是在于学人的人品上，他的“慎于接物，尤谦于取”的高度修养，令许多名士如阮元、段玉裁、王念孙、汪中折服，时人誉他为“大贤”。王昶在《四士说》中表扬了四位扬州学者：刘台拱的德行、汪中的文章、王氏父子的文字训诂，称做为“四士三美”。人品问题也是学风问题，这也是刘台拱所奉行的“躬行实践”为扬州学派做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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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楠与其子刘恭冕以其父子共疏《论语》而著称于世。《论语正义》则是“竭两代人毕生之功而成就的为同时代人所众慕的不朽著作”。是书不仅弥补了宋人邢禺疏解《论语》的疏陋不足之处，且荟萃众说，多所阐发，成为研究《论语》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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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治学风气方面，他们有着理学的传统，学术修养极深，行为也较端正，无一不为当时名士所推重，尤其他们的人品成为扬州学派的典范；他们的“不尚口说，但问躬行”，由是形成扬州学者们笃实不欺的风气。
三、在治学方法方面：他们重朴学不废义理，由王懋竑、朱泽沄倡导的治学方法，成为宝应学派的治学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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