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发生在扬州的逸闻轶事-k8凯发

《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是一部多角度、深层次记录清代扬州历史的珍贵档案文献，其内容涉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真可谓包罗万象。其于学术研究方面之重要意义，不遑多论；即使作为闲暇读物，亦颇有趣味。今特选读书中所载清乾隆年间发生在扬城的二三轶事。
三保请免萝卜干等关税
事见清乾隆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时任两淮盐政、武备院卿的三保写给乾隆的奏折。据查有关资料，当时的三保刚刚奉旨署理扬关、瓜闸的税务一个月时间，出于对扬城百姓、尤其是小商贩们疾苦的同情，三保向皇帝递交了《奏请免征萝卜干等三项关税事》的折子(《清宫扬州御档选编》第二册63页)。他的理由倒也简单：一是关于萝卜干的征税，“扬关则例并未开载，惟过关时估看担数，按照船料报纳”；二是“瓜菜等物为民间朝夕必需之物，而此项贩卖之人不过无力贫民，藉觅蝇头微利；三是“上年被灾穷民赖此糊口者众多，所纳之税为数甚少（一年不过白银四百余两）”。
从书面上看，是三保作为署理两淮盐政的地方大员体恤小民做小生意的艰辛，为民请命；而乾隆皇帝的朱批寥寥数语，竟将此议否决了。细究起三宝奏折中所列的两条“宽免纳税银”的理由来，倒也不难理解皇帝的用意。
清代前期沿用明代的税则制度，对内陆各关制订征收商品通行税的原则和法规，称为“某某关商税税则”。各关商税则例规定的纳税对象有商人和船户，船户缴纳的船税亦称船料。征收船料的有天津关、山海关、淮安关、扬州关、北新关、武昌关、浒墅关、九江关等。清朝自顺治朝既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之国策，税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至乾隆朝，扬州关的船料按每担一分收取，应该算得上是轻徭薄赋了。税收则例是政府制定的税收原则、比例和标准，是需天下共同遵守的经济法规。相对稳定性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之一，因为只有稳定才能保持权威。对于深谙此道的乾隆皇帝来说，朝令夕改的做法自然是不会被接纳的，何况是为萝卜干这样的物件在扬州关一地破先例呢？同时，三保的第二条理由在皇帝看来也是不成立的。一年下来扬州关也不过征了四百多两税银，皇帝认为摊到个人身上也不会太多。一则兹事甚小，故朱批中写道：“岂可降旨”；二则皇帝认为“即照旧例，亦无甚累民”。故此，乾隆这回连老丈人（与乾隆帝合葬裕陵的淑嘉皇贵妃即三保之女）的面子也没给，一句“所见甚小矣”批评了三保，就算回绝了此事。
由此可见，乾隆对此事的处理体现了一位最高统治者的宏观意识和政治智慧。
谕旨不限南巡接驾官员品级
事见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乾隆就历官顺天府尹的程盛修“奏南巡接驾之在籍官员请限以品级并守制诸臣停止接驾”一事所答复之上谕。中国的封建社会，向来奉儒家为经典、奉儒术为治国之道，程盛修的建议集中体现了儒家极重礼制和孝道的特点。程盛修认为：皇帝南巡不是什么人都能接驾的，必须制定一个标准，分清级别，尤其是对官员人等，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同时，在家“守制”的官员也要严格按礼制停止接驾。守制是封建时代的丧礼名，正在守孝期间须遵守儒家的礼制，谓之“守制”，俗说“守孝”，亦称“读礼”。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子或长孙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不任官、应考、嫁娶等。
对于这样食古不化的老古板，乾隆给出了这样的说服教育：首先是关于接驾的在籍官员，乾隆认为自古以来，皇帝省方问俗，不管是黄口白牙的小孩还是白发苍苍的老者，都可以夹道欢迎，又何况品阶小一点的官员呢？其次是针对一小部分希望通过接驾获取某种利益的人，乾隆表态说“自有权衡”。鉴于这份上谕是要“通行晓谕”的，乾隆还以上次南巡为例，指出那些在南巡途中因接驾被官复原职或降级复用的官员，并非仅因接驾而得益。并大胆发问：“试问有因接驾复用而劣迹仍前昭著殃及百姓者谁乎”？体现了一个封建君王乾纲独断的应有自信。至于“守制诸臣”，乾隆则认为忠、孝二者，“均关至性”，他本人从未要求过“守制的臣子”出来迎驾；但对于那些守制期将满的臣子，乾隆认为一概地要求他们闭门不出，也是不合情理的。同时，乾隆也表示：不会有臣子因为不能迎驾而获罪。(《清宫扬州御档选编》第二册92页)
鉴于程盛修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当然也是出于对持同样看法的臣子们的考虑，乾隆将对程盛修奏折的批复作为上谕“通行晓谕”。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影响之深，即使是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亦不能例外，以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孝道治国理念为代表的纲常礼教在一大批封建知识分子心中可谓根深蒂固；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乾隆在此事上所持的一种宽松、权变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和大度。
乾隆下旨简化南巡欢迎仪式
事见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乾隆就南巡沿途各道府简化欢迎仪式所发的一道上谕。文字简练，言简意赅。乾隆认为，一直以来皇帝巡幸所到的地方，地方官员都会“预备灯船烟火”，太过繁琐扰民，所以不主张这么做。但不久之前在扬州，乾隆自己开了大张旗鼓的先例，为了避免下面几站接驾的封疆大吏们竞相效尤，他下了这道上谕“传谕知之”(《清宫扬州御档选编》第二册105页)。
乾隆皇帝本没有那么穷奢极欲，也是有爱惜民力之心的。那么在扬州为何破了例呢？原来，当时有“哈萨克陪臣”一起到了扬州，皇帝为了“聊示内地民情和乐之意”，听任扬州地方官准备了灯船烟火。“聊示”二字，自然是乾隆自谦的说法。想以扬州在清代前期繁华富裕之程度，要在外族面前逞一逞天朝上国的威风，自然是得心应手，场面想来也是相当的壮观。皇帝为这件事着实高兴了一回，还赋《哈萨克陪臣到因携观广陵风景》诗一首，以作纪念。诗中道：
哈萨朝正贡马频，路遥迟到值南巡。
因教驰驿来江国，便挈行春阅绮闉。
昔岁观光称使者，今番优赉实陪臣。
广陵鄂畚何南北，总我心怀保赤人。
乾隆还算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君主，在扬州摆完了排场，也怕下几站苏州、杭州等地竞相攀比，搞得劳民伤财，再给自己落下个骂名。于是，就有了这封上谕的由来。乾隆谦逊地说：“朕省方观民，勤求治理，即几暇适情，则山川名胜尽足以供吟眺之资，又何事徒滋烦费为耶？”“省方观民”语出《周易•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乾隆的意思是他南巡的目的在于观察各地民情风俗，故此地方官员大可不必大费周章、消耗民力。由此事联系全册丛书中所列举的种种乾隆南巡的相关奏折，删繁就简、简化仪式、反对铺张是一个长期被乾隆所强调的口号，由此看来，乾隆也不失为一位惜民力、施仁政的好皇帝。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康乾盛世的繁荣鼎盛吧。当然，皇帝的节俭亦是相对而言的，即便是简化之余，对于一般人而言，也依旧是钟鼎玉食。《选编》书中有关于皇帝在行宫用膳的详细记载，颇令人叹为观止，有意者不妨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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