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扬州学派-k8凯发

　　18世纪是清代学术的极盛时期，乾嘉学派是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以考据为治学方法的学派。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分支。当时分学问之途为三：义理、考据、文章。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考据是相对于专讲“义理”的宋学而言的；相对于文章，它又称“朴学”；就其重实证，又称“实学”；就其取证特重汉儒经注，又称“汉学”；就其尊崇原始儒学，又称“左学”；就其师承家法，特崇汉人郑玄，又称“郑学”。
　　乾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与扬州有密切关系。该学派首先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境内兴起，最后却由扬州学者集其大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囊括从明末清初顾炎武迄清末民初370多名学者，其中祖籍扬州的学者多达33人，加上长期寓居扬州的学者，竟占有清一代学者的十分之一以上。原因与扬州的地方文化背景很有关系。
　　首先，丰厚的文化沉淀，前人学术研究的成就是扬州学派的重要学术渊源。经过康熙、雍正年间的修养生息，扬州已逐渐平复战争创伤，进而成为东南文化的重要集中地，诗词、书画、戏剧、曲艺、编史、修志、园林、工艺成就可观。
　　其次，教育的空前繁荣，成为学派滋生、繁衍的温床。扬州学派中的多数人都曾在这里发蒙启顽，有师徒相授的，学友互磋的，有血缘型的，姻亲型的，社会的，家庭的，千丝万缕的治学网络起了重要作用。如阮元，在扬州渡过了他全部青年求学时期；焦循家学渊源，从小在此“研习经书，博览典籍”，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学到治学之道。 再次，图书的收藏和雕版业的发展对学术研究的支持。扬州学者在此能饱览群书，而且能及时刊行自己的著作，将学术成果及时公之于世，为世人认识和首肯。
　　最后，文章太守的倡导和提携，对学术研究亦是重大支持。如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扬州知府伊秉绶，当他们任职扬州时，正是扬州学派趋于形成和走向鼎盛的时期，他们能与学者切磋学术，展开讨论，政治关心，经济资助，自然使学者在这一小环境中自由地施展自己的研究才能，安心地进行学术研究。 乾嘉学派，一般来说可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解说。以戴震为首的皖派，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考证。其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为治经的途径，在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与吴派相比，吴派唯汉人训诂为准，而皖派反对墨守古人经说，主张择善而从，而断之以已为考证，无疑比吴派更为高明。戴震是乾嘉学派中最具有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思想家，他曾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用训诂疏证儒家经典的形式来反对程朱理学，具有反抗儒家正统观念和反动黑暗统治的思想意义。他既是思想家，又是学者，他拓宽了考据之学，范围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推广到考究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旁及算学、天文、机械等。他一生著述颇丰，有《考工图注》、《屈原赋注》、《日编》、《水经注》等十多本专著。 戴震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对扬州学者影响极大，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正式受业于戴氏并经他严格训练的，仅王念孙一人。
　　扬州学派治学态度的方法是十分可贵的。首先，他们远师顾炎武，近法戴震，崇实黜虚，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的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搜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精神。虽然有考据过细，以繁为贵的偏向，但对于纠正宋明理学家由不懂古书到妄改古书，空谈无垠相比，无疑开了一代治学之风气。其次，他们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尤其敢对诸子百家的经典重新认识和评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对时贤之说，或从之，或驳之，择善而从，为我所用。焦循在治《易》上，突破了两千年传注的重围，以旁通、相错、时行三条根本原则别辟蹊径。再次，他们研究内容博大精深，张舜徽在《扬州学记》中说：“余尝老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他们不仅在经学、音韵、训诂方面前无古人，而且在史学、文学，乃至天文、地理、历算、科技诸方面也有突破性的进展。他们的治学精神，研究成就将乾嘉之学推向峰巅，并在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值得我们认真挖掘、开采、继续和发扬。
　　扬州学派中的代表人物颇多，列举如下：
　　汪中（1743——1794）江都县人，字容甫。是扬州学派中的领袖人物。他出身孤苦，无力读书，成年后依靠在书铺做伙计得以偷空自学而博览经史百家之书。20岁时，入江都学为附生；34岁时，选区拔贡生。但从此放弃仕途进取，而过着以文为生的清苦生活，对先秦古籍、三代、两汉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且精于金石之学。其经学著作有《经义知新录》、《大戴礼记正误》、《春秋释义》等；乡土著作有《广陵通典》、《广陵对》，骈文《哀盐船文》等；治学经验有《述学》6卷。纵观其文章，首先是敢于大胆驳斥封建礼教和迷信，对儒家正统思想进行批判，为腐儒所不容。二是在经史的研究上有很多独到见解，王念孙、刘台拱都认为他“讨论经史，榷然疏发，挈其纲领”，“识议超卓，唐以下所未有。”三是文风丽雅，为当时讲求“义法”的古文家所不容，其实其文章根柢经史，陶镕汉魏，自铸伟词，当《哀盐船文》一问世，就被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世居江都北湖黄珏桥（当时属扬州府甘泉县，今为邗江县黄珏桥镇）。他也是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出身寒微，一生以家塾授徒为业。他筑雕菰楼，读书著述其中。他一生可以“读书”“著书”四字为概括，他曾以田产换书，夫人也以首饰为他买书，有人在著述中提及，曾看到过他用的书桌，桌面正侧，被膀子磨成凹痕，其刻苦治学的精神可以想见。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通儒，经史、历算，无所不精，酷爱文学，对戏曲艺术也深有研究。在经学方面，他以训诂入手以求通达义理，于《论语》、《周易》、《尚书》、《毛诗》、《左传》、《礼记》都有补疏。尤其对《周易》一书的研究更为独特。他以数学原理中的演绎法施于《易》学研究之中，“以测天之法测易”，“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即把天文数学中的数量关系原则用到哲学领域，寻觅《易》学内部规律与联系，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清除了两千年来特别是宋以来对《周易》的许多误解，为从来治《易》的人所不及。王引之称他为“凿破混沌，扫除云雾，——推求，至精至实”。他的戏剧理论集中在《花部农谭》一书中。花部即云集扬州的各种地方戏曲，焦循将花部与雅部（即昆曲）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花部词意直质，妇孺能解，且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加之音调慷慨，激发人心，所以他很为赞赏。在地方史志方面，他完成了《扬州图经》和《扬州足征录》二书，体现了他的史学才能。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扬州仪征人，人称“雷塘庵主”，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为“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晚年晋加太傅衔。他的特点是一生虽为达官而不废学问，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刊都有很深的造诣。著有《畴人传》、《研经室集》等。他虽累于政务，但每到一处，皆以提倡学术自任，他在督学浙江时，以研读经史必先通训诂，曾主编了《经籍纂诂》一书，手定凡例，采摘经史子诸书，唐以前人的训诂注释于每一字下，按《佩文韵府》韵目归类。王引之为之序，说其特点：“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是研究经籍的重要工具书。他一生倡导学术，培养后进，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很难找出第二人与之相提并论的。其方式，一是以经述文章延揽名流，一时名士如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等皆出其门。二是编刻典籍，除《经籍纂诂》外，《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书都出自他手编印，而并世学者钱大昕、汪中、刘台拱、钱塘、孔广森、焦循、凌廷堪的遗作，都赖他一一刊布。可以说他一生全力传播民族文化，在读书人中影响很大。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扬州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累官至永定河道。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人称“雷塘庵主”，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为“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晚年晋加太傅衔。清道光帝在祭文中称他“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他的特点是一生虽为达官而不废学问，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刊都有很泞的造诣。著有《畴人传》、《研经室集》等。他虽累于政务，但每到一处，皆以提倡学术自任，他在督学浙江时，以研读经史必先通训诂，曾主编了《经籍纂诂》一书，手定凡例，采摘经史子诸书，唐以前人的训诂注释于每一字下，按《佩文韵府》韵目归类。王引之为之序，说其特点：“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是研究经籍的重要工具书。他一生倡导学术，培养后进，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很难找出第二人与之相提并论的。其方式，一是以经述文章延揽名流，一时名士如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等皆出其门。二是编刻典籍，除《经籍纂诂》外，《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书都出自他手编印。而并世学者钱大昕、汪中、刘台拱、钱塘、孔广森、焦循、凌廷堪的遗作，都赖他一一刊布。可以说他一生全力传播民族文化，在读书人中影响很大。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扬州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累官至永定河道。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祖，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为王念孙之子。
　　王念孙，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请托。乾隆年间，军机大臣和珅把持朝政，索纳贿赂，聚敛财富。乾隆刚崩，王念孙不顾和珅权高势重，党羽众多，首先向嘉庆上奏章，弹劾和珅，其胆识才气震动朝廷上下，于是贤臣纷纷上书，嘉庆皇帝即位仅五天，就宣布和珅十大罪状，将其逮捕下狱，下久被赐自尽，家产查抄，其党羽也都一一议罪。在“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政治斗争中，王念孙能仗义执言，甘冒风险，可见他为政清廉的一斑。他还是治水专家，在任直隶永定河道时，治理过河北一带水患；在任山东运河道时，专门治理山东境内运河；必然造成高宝湖黄沙淤积，祸及运河两岸居民。平息一场争论，为嘉庆帝所赞许。但因其不少治河主张难以实施，一次嘉定河决堤后，王念孙悲愤辞职，归故里著书。 王念孙和其子王引之在扬州学派中受到特别推崇，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贡献杰出。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为《广雅疏证》。《广雅》是魏明帝张揖编的一部辞典，博采汉人笺注《三苍》、《说文》、《方言》诸书，增广《尔雅》所未备，故名《广雅》。但《广雅》仍欠精审，王念孙因为之疏证。《广雅疏证》20卷，又补正1卷。一是对传本中的讹字衍字脱字及错乱处一一作了订正，他所校注的本子成了《广雅》的善本；二是以同音假借探求古书字义，就古声求古义，在疏证中提出许多精辟见解。此书最后一卷为其子王引之所作。成为研究古书字义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王念孙治学极其刻苦，为《广雅》疏证，他规定自己每天解决三个字，这样搞了近十年才完成。
　　继《广雅疏证》之后，王念孙写成《读书杂志》一书，这是一部校读古籍的专著。这部书以读书札记的形式，记录了王念孙晚年研究史部书、文部书以及一些集部书的成果。
　　比起父亲，王引之另有贡献，他的《经义述闻》虽多为记述父亲的治学言论，但也抒发自己的见解。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也常提及引之言论。其时王引之年纪尚小，未过“而立”之年，但在海内已很有名。王引之还撰写《经传释词》10卷，不只是一部解释古书虚字的训诂书，对语法研究也有启发意义。道光年间，王引之已近衰年，奉道光皇帝之命，作《字典考证》12卷，对《康熙字典》错误进行纠正。这部1716年完成的字典，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但疏漏错误较多，只因康熙钦定御批，无人敢改。只有道光下令，引之动手，才有资格，有能力校正纠偏。王引之确实不负道光所望，纠正《康熙字典》错误2588条，使这部字典趋于完善。
　　由于王氏父子在训诂、音韵方面的杰出贡献，受到海内学者的赞誉。阮元称他们父子是“一家之举、海内无匹”。章太炎则直言不讳地说：“古韵学到了王念孙，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工作。”王力先生说段（玉裁）、王（念孙、引之）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里程碑。可见二王在中华文化中的卓越贡献。 
     刘台拱（1751——1805）扬州宝应人。
　　刘宝楠（1791——1855）为刘台拱之侄。
　　二刘博究群书，刘台拱精于《三礼》、《论语》、《荀子》、《汉书》，长于考订，于声音文字尤深，著作有《论语骈枝》、《汉学拾遗》、《荀子补注》等，著述不多而质量甚高。刘宝楠对《毛诗》、《三礼》均有著述，主要著作有《论语正义》24卷，他自己完成14卷，以下由其子刘恭冕完成。
　　任大椿（1738——1789），兴化人，乾隆三十六年充《四库全书》的纂修官，扬州学派的前期代表人物，一生立闱于考证名物制度及辑录小学、史书的研究。著有《小学钩沉》、《字林考逸》等。
　　近代的扬州学术界研究状况令人瞩目，其间既有在扬州任职的学者，亦有地方文化熏陶的才人。代表人物有：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庵。仪征籍，世居扬州。其曾祖刘文淇，以经术名海内，尤精研于“春秋左氏传”。他治学严谨，“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为佐证，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于世”，辑成的资料长编几十巨册，直至晚年才写成“疏证”一书，可惜立下条章后，仅写成一卷就去世了。其后师培祖父刘毓崧因迫于生计，未能完成父业，师培伯父刘寿曾因早卒仅写到襄公而止，师培父亲刘贵曾亦治经学。家学渊源，使刘师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生于清朝末年，19岁中举人，后因会试失利，愤而放弃科举，游学四方，其时正值幸亥革命前夕，受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他在上海积极宣传革命。他以自己编的《警钟报》为阵地，倡导革命。他是个天才的宣传家，关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同国外的进化论等新思潮杂揉在一起，构成文章的一大特色，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都是很受国人欢迎的革命书籍。他还在《民报》、《苏报》、《天义报》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悲佃论》是思想深刻、文笔犀利、极有影响的代表作。1907年他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结识了革命学者章太炎。他宣传排满反清，主张拒俄、批孔、鼓吹无政府思想以及提倡文字改革，普及教育等，这一时期是他一生政治思想最光辉的时期。很可惜，从1908年至1919年，他进入了政治上的堕落时期，他曾做过官僚端方的幕僚，幸亥革命后又附和袁世凯称帝，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筹安会的“洪宪六如君子”之一，受到舆论界的贬斥，造成一生的耻辱。其后退出政界，1917年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初刊行《国故月刊》对抗新文化运动，被鲁迅先生斥之为“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不久死去，年仅36岁。
　　他因出生于经学世家，自己又涉猎广泛，成就是多方面的，对经学、小学、汉魏诗文皆有深邃的研究，撰述甚富，近人辑为《刘申叔先生遗书》，计有74种之多，被称为“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他是扬州学派的殿军。
　　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历史研究方面，他的可贵在于真正接触西方，用资产阶级的历史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这在史学研究中有开天辟地之举，他写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学术价值颇高。该书自创体例，独出机杼，既是中国文学史阶段史的肇始之作，也是最先注目于“文学的自学时代”的力作。鲁迅先生在致台静农的书信中推重此书，说：“中国文学史略，……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
　　 刘师培学术上另一重要贡献是校释群书，他的74种遗书中，校释群书24种，尤以校订诸子为最勤，如对《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周书》、《穆天子传》、《楚辞》诸书，都有详细的校释。尤其对《荀子》的校释成绩最为卓著。在校勘中，他采取校释为主，兼及其他，分析例证的方法，做到了不妄改古书，以防止主观臆断；因声求义，主张汇合形、声、义三方面来研究小学；在一本书中注意前后贯通，上下求证；在一本书外又广泛取材，旁推交通，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前人所未发，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而且对校勘学丰富和发展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刘师培除学术研究外，还长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古诗词根底很深，据现今收集的诗有350多首，词18首。特别在他与革命党人并肩战斗时期，诗作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如《甲辰年自述诗》：
一从辽海煽妖氛，莽莽东陲起战云。
　　四海旧愁一惆怅，何时重整却胡军？
　　这是在日俄争夺我东北时，作者对外患严重的担忧。
　　闻到西邻又责言，更虞瓜步阵云屯。
　　可怜天堑长江险，到此长鲸肆并谷。
　　不仅看到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而且意识到清廷腐败乃是国势不振的基本原因。深沉的忧虑、强烈的愤慨是赶十分令人钦佩的。信息整理：k8凯发-凯发k8国际首页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