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石器时期,宝应就有先民在这里耕种、生息。劳动创造了美好家园,也蕴育了宝应民间歌谣。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朝历代均有咏歌的相关记载,唐李白在盘桓宝应途中就留下了“歌咏徐安宜”的诗句。明、清时期,宝应民歌十分兴盛,《安宜县志》载道:“高宝歌台上千首”。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水患不断,灾民将劳动号子编成民间小调用于外出乞讨和用于敬神祭鬼的各种香会、庙会时的娱人娱神。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民歌得到空前发展,它成为教育人民,鼓舞士气的有力工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互助组、合作化让宝应民歌进入鼎盛时期。
宝应民歌源于当地群众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提高情趣、解除疲乏、表达情感而产生的劳动号子。宝应民歌有劳动号子(包括秧歌号子、车水号子、吆牛号子、打硪号子、撑船号子、跳担号子、捕鱼号子等)和民间小调多种形式,题材广泛,历史地理、帝王将相、喜笑哀乐、打情骂俏无所不包。劳动号子多为即兴而作,调情、嬉戏,所谓“栽秧田里无大小”。民间小调以谈情说爱为主要内容,反映了农民丰富的感情世界。
宝应民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唱词生动、鲜活,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体现出丰富的情感,许多经典唱段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宝应民歌的旋律极具特色,曲调清新、优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夏集车水号子《绣兜兜》唱进中南海,风靡海内外,秧号子《格冬代》悠美的旋律征服了一代代的听众。刘炽、黄白、单林、等多名全国著名音乐家曾专程来我县收集民歌,本区域音乐工作者戈泓、王亚伦、周启云等运用民歌的音乐元素创作了大量新民歌,在全国、省、市多项重大比赛、活动中演出、获奖。宝应民歌也催生了一大批远近闻名的号子手,1956年,郑诚参加了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还为中央领导表演,九十年代张有文获得全国十佳农民歌手称号,戴宝红评为全省优秀歌手。
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农村传耕作文化的变革,宝应民歌逐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年轻人失去了对民歌的热情,随着老民歌手的仙逝,宝应民歌濒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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