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戚家汪-k8凯发

       在宝应县历史上，有两位影响最大的女性。一位是唐上元三年（762）献宝给朝廷的尼姑真如，宝应县名即因此而得。另一位是明朝初年投水自殉的新娘戚家妇杜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老宝中读书。听老师和同学们说，学校南面的大片池塘叫戚家汪，那粼粼碧波上，荡漾着一个凄婉哀怨又惊心动魄的故事。后来偶有余暇步入纵棹园中，看到今红木桥东有一座面南的房子，依稀记得里面供奉戚家妇的牌位，还有一些古人遗留的楹联诗词，知道那就是戚家妇祠。可惜它未能逃脱“文革”的劫难，在破四旧的狂潮中被拆毁。当时我想，可怜的戚家妇啊，自尽六百年后，连久居此处的安魂之地都没有了。
　　《宝应历代县志类编》（简称《类编》）《摭记》中说：“戚家妇，相传为（明）洪武时人，或曰杜氏。于归之夕，夫堕门外水死。妇即毁簪珥，洗铅粉，哭其夫尽哀，系诗衣带间。曰：“画虎虽成未点斑，百年夫妇一宵难。欢声未已哀声动，贺客才临吊客参。孔雀屏前灯隐隐，鸳鸯枕上泪潸潸。从来未识儿夫面，空惹虚名到世间。”一个青春年少的才女，随着新婚幸福的毁灭，霎时万念俱灰，撒手人寰。读来让人唏嘘慨叹，禁不住欲一洒同情之泪。
　　戚家妇之死，如石击水引起层层波澜。某大夫闻知，顿生悲悯之情，便撰文置碑记述。后因日久碑沉水底，此事也逐渐从人们的街谈巷议中淡出。万历年间，东林党人文震孟夜宿平安驿站，梦见一女子，告知县城东北隅有碑及诗。文找老友刘永澄询问。刘说：“此女子必定是戚家妇。”于是按梦中所示干水掘土，果然获得镌有诗篇的石碑，即募地建祠。祠成后，刘永澄题一联曰：“诗同湘瑟千秋响，祠与江潭万古清。”他把戚家妇杜氏比作上古贤明君主帝尧之女娥皇、女英。此二人同为舜妃，结伴南下寻夫，得知虞舜死于苍梧，便一起投水以殉，成为湘水之神。屈原《楚辞•九歌》有《湘君》篇记述。刘永澄上联认为，杜氏七律和湘妃鼓瑟同为千秋绝响，下联说戚家妇祠如江潭清流万古不息。这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淮南夫子”，真乃力拔千钧的大手笔，可惜墨迹难觅，如今只能在遗文的字行间，领略其绝世才华和崇高人格了。
　　刘永沁也有一联：“千秋义气徒女子，四海须眉几丈夫。”清康熙五年（1666），乔可聘重修戚家妇祠，并作祠记，有句云：“宇宙长存，世风不敝，惟持节义在人心有以维之。然天地间良心至性，不锺于须眉，而锺于笄帼”。此语与刘永沁祠联含意相似，异曲同工，都是推崇视死如归的刚烈女子。相传乾隆南巡至宝应时，曾亲至戚家妇祠，察知杜氏投水自殉一事，感动之余和诗曰：“未睹夫面继夫亡，非比寻常烈女行。白发尚且贪晚景，青春岂肯弃红妆，魂游地府乾坤大，骨葬山头草木香。朕泪从未轻易落，只为千秋立纲常。”乾隆喜欢写诗，足迹所至皆有题咏。此诗无论格调和文采，都比杜氏逊色。然而他是帝王，看重的是“纲常”二字，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与正直文人的不同之处。
　　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宝应县志》中，从明代至民国所列出的节妇不下二百人。她们大多十七八岁出嫁，不久丈夫去世，即背上“克夫”的罪名后从一而终。如果说封建礼教“吃人”，倒不如说是“钝刀杀人”，硬是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苦熬苦撑至衰老死亡，以一生的自我泯灭换取“节妇”的名份。于归之夜丈夫溺水而亡的杜氏，不愿忍受无边无沿的寂寞和无止无尽的煎熬，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她选择了“死”。她的死如流星划破夜空，虽然短暂却异常明亮，令人发出惊叹的疑问。那首七律，则是她不甘心作“节妇”，而情愿做“烈妇”以死抗争的诗体宣言。
　　在赋戚家妇祠的多首诗中，乔莱的七古长歌最有特点。抄录如下：“谁言山不倾？有时堕落青芙蓉。谁言海不竭？有日潮枯千尺雪。惟有皎皎烈女心，青天万古悬冰轮。吁嗟！女姓失传夫姓戚，朝咏于归暮夫卒。天崩地裂何仓皇，生不相随死相及。题诗泪落纷如麻，门前有水清无砂。爱此沦涟身可贮，冰姿化作白莲花。君不见，湘江江上湘娥竹，泪点丹砂间苍玉。翠羽霓旌时俨然，湘弦弹动湘波绿。千古重见戚家汪，天寒日暮闻鸣当。行人再拜罗椒浆，酸风飒飒烟苍苍。烟苍苍，水冽冽，吁嗟烈女烈，劲压松筠坚压铁。从容就义古所难，多少须眉软无骨！”全诗回荡着风吼云飞的豪爽之气，读来让人激情奔涌热血沸腾！当年乔莱在城东择地建纵棹园，为何把戚家妇祠包容其中，从这首诗里可以找到答案。乔莱的挚友，楚州人潘耒的诗也极有见地。其中“人言烈妇可不死，能死之人世有几？”是的，如果戚家妇不死，就有可能成为她一天也不愿做的“节妇”。那就是另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了。
　　重建的纵棹园很美，每天都吸引很多的晨炼者和游人。如果补上戚家妇祠，在祠中布置古人的楹联诗词，不但会显得更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而且对于今人如何弘扬国学和宣讲儒家思想，是会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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