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山阳沟畔山阳城-k8凯发

    公元839年春，一位法号叫圆仁的日本和尚来到了宝应。
    圆仁（793年–864年），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俗姓壬生，下野国（今日本本州岛中部栃木县）人。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即唐文宗开成三年），圆仁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使入唐求法，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回国。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并称世界三大旅行记。
    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开成四年二月廿四日“卯时，到宝应县白田市，市桥南边有法花院。辰时，到宝应县停驻，近侧有安乐馆。南去扬州高邮县一百廿里，北去州八十里。午时，到山阳县，去州六十五里。申后，到楚州城”。
    这段关于山阳县治地望的记载，解开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谜团。《淮阴市志》副主编王乃扬先生认为：“淮安城南偏西65–70里处，一直有个名叫山阳沟的地方，今为宝应县山阳镇政府所在地”，“圆仁所记的山阳县（城）应该就在这山阳镇（或其）附近，它与中国史志记载关于古山阳的位置，都完全符合”。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分广陵界置海陵、山阳二郡”，《宋书州郡志》亦云，南兖州“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又说“山阳令，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这个山阳郡在何处，史籍中未见有明确记载，由于明清山阳县治与淮安府治同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古山阳的郡治、县治一直在此。这个认识其实与史料记载是矛盾的。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大举南伐，刘宋山阳太守萧僧珍守郡城，《宋书?索虏传》说：“有白米陂，去郡数里，僧珍逆下诸处水，注令满，须贼至，决以灌之。”王乃扬先生认为这里的“白米陂”系“白水陂”即“白水塘”之形误，白水塘水既可以灌溉农田，又可以用于军事上，但在军事上对淮安城却不起作用。宋人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明正德《淮安府志》引宋嘉定《山阳县志》：“果系向来边兵经行横趋大仪（今扬州市西北50余里）之路，可决而灌之。至于楚州城去塘百里，决水至此势已减杀。”可见刘宋时山阳郡城绝对不在今淮安城。而山阳镇正位于北兵自淮阴古泗口渡向南、“经行横趋大仪之路”上，西南距古白水塘五六十里，在白马湖东边数里，北兵至时“决以灌之”方足以退敌。这样看来，与其说“白米陂”为“白水塘”，倒不如说“白米陂”系“白马陂”之音讹或“白水陂”即“白马湖”更为恰当。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水经注》中关于山阳城地望的记载：“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径山阳城西即射阳县之故城也。”这句话通常标点为“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径山阳城西，即射阳县之故城也”，让人不知所云。其实后一个“城”应作“地”，刘宝楠《宝应图经》曾作详细考证。这句话应标点为“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径山阳城西，即射阳县之故地也”，白马湖以南为汉广陵国平安县地，后来属广陵郡。自白马湖向北，则属山阳郡，为汉临淮郡射阳县之故地。“中渎水又东，谓之山阳浦，又东入淮，谓之山阳口者也。”山阳口即末口，山阳浦则应为今淮安区三堡乡、建淮乡这一带。当郦氏生活之时代，楚州尚未建置，这一片区域均属山阳。而“白马湖径山阳城西”，山阳城在白马湖东侧，即“山阳镇（或其）附近”。
    圆仁和尚从宝应县城乘船到楚州城时，今宝应县城至黄浦运河河道尚未形成，据刘宝楠考证，这段河道是明代才形成的。圆仁说宝应县城至楚州城河道长达80里，而今天这段河道不到70里，就是因为当时的河道向西绕了一个弯。据《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元胡三省注，“山阳，今淮安州”，故刘宝楠认为唐代宝应县城至楚州城之间，运河河道自穿城而过的宋泾河向西，“由白马湖径达山阳境”，则大业邗沟由今淮安城沿今运河一线向南，至黄浦附近入山阳沟或更东的长沟，经过今山阳镇和长沟村之间的古山阳城，向东与今宋泾河相接，再入今宝应、高邮、江都一线诸湖而至今扬州城向西，由今仪征市入江也。由此亦知，山阳可能宋代已与楚州同城。山阳沟和长沟虽已湮没，但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所绘《宝应县全图》尚可见其踪迹，且今仍存地名。以圆仁所记里程为印证，由长沟水道至今淮安城，全程正好80里，而由今山阳镇至长沟村一线之间向北至今淮安城，全程也恰好65里。有人认为圆仁所记载的“到山阳县”，“县”字后面可能脱漏一个“界”字，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纯属以今淮安城套古山阳城所致，王乃扬先生对此已作辨析。如再以里程证之，黄浦一直属宝应管辖，由此向北至今淮安城仅50里左右，与山阳县（界）“去州六十五里”更为不符。
    今天的山阳镇位于宝应县城西郊，东依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南连风光秀美的宝应湖，西邻烟波浩瀚的白马湖，景色秀丽，环境优美，是著名的有机农业和生态养殖业基地。丹宝明公路穿境而过，交通便捷，工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其中羽绒家纺、机电产业已成为镇工业经济的主要特色和支柱产业。
    信息来源：宝应文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