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镇--樊川,位于江都区东北部,与高邮、兴化接壤。她源于隋,名于唐,盛于清末民初。
历史上隋文帝开挖山阳渎,从山阳镇到茱萸湾,经樊汊,达三垛,已整整1420年。在此之前,古镇已初具规模,今镇区三阳河内多处井底尚存,弧形井砖埋藏于河底,井砖见证了樊川的古老,也许在秦汉时期或两晋南北朝时期,樊汊已经成为集镇,千百年后更名为樊川。无论古代史称樊汊也好,近代史称樊川也罢,樊汊与樊川有着共同的特征:“汊”,河流的分岔,水也;“川”,河流,川流不息,水也。古镇因水得名,遇水而兴。
樊川河塘沟汊纵横,老三阳河、斜丰港、盐邵河在此交汇,地处泰县、高邮、甘泉三县结合部,南头有樊家垛,三阳河东则有南汊沟、中汊沟、北汊沟,故名樊汊。南汊沟、北汊沟已填平建房。今唯存与三阳河、盐邵河通活水的中汊沟,今运输社、自来水厂南。
樊川不仅是古镇,历史上曾有过“小小樊汊赛扬州”的辉煌,清代道光年间,兴化诗人李国宋在《宿樊汊》诗中是这样描写的:
二月柳丝长,归帆挂夕阳。
春风吹野水,瞑色近河梁。
宿草霜根白,残云雨脚黄。
玉楼高半掩,绣被冷孤航。
可见清代道光年间樊汊镇已有不少华丽的楼房,她的商业繁荣由来久矣,而且也书声嚷嚷,人才辈出,清末樊川出了好几位秀才:同治年间的葛锦泰秀才,光绪年间的徐灿英、徐灿蘅兄弟秀才;经厚庵、经文叔父子秀才;还有经竹书秀才(经谷平之父)、经又谯秀才(经实秋之父)、经朋山秀才(已故经持平先生的先祖)、张子良秀才(张增九之父,张学宏的祖父);樊榜、葛久超两位武秀才;有些秀才却是客籍,如李少卿是兴化人,杨元章是镇江人。而举人则是空白。
直至抗战时期,江南镇江(江苏省省政府) 、常州的一些富商巨贾,由于连年战乱,纷纷迁往江中北樊汊作避难栖身之所。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市民的救国行为通过报纸广播传到了全国,全国民众都关注着上海的战争,满腔爱国热忱的同胞伸出了援助之手。镇江的盐商李翼如(樊川人)为援助淞沪抗敌,将他所有房产全部变卖捐赠。他的房产在江都与泰县交界的樊川镇上,典基有170间,内有花园回廊,亭台湖石。门外街市房屋49间,建筑费花7万多元,连地基价值10万元以上。他找到劝募委员会,要求将他的房产估价后全数购买救国公债。李家是淮扬八大盐商之一,可惜家道中落,他膝下无子,他说:“国就是家,没有国就没有家。”李翼如先生毁家抗战救国之精神将永铭青史。
1937年12月8日,日军铁蹄踏入时为江苏省会的镇江,镇江沦陷。《沦陷记的作者张怿伯(1884-1964,樊川人,辛亥革命海军举义功勋卓著的英雄),当时是镇江金山公司的总经理。1938年2月,张怿伯乘船逃离镇江,赴江北水乡古镇樊汊祖居,根据“身之所历,足之所至,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实录了当时的情景,奋笔写成《镇江沦陷记》。初版包括“沦陷前之种种”、“一二·八日寇陷镇江”、“劫掠”、“奸淫”、“烧杀及伤害污辱”、“其它种种”以及“杂录”等八章,以笔为枪,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揭露、控诉日寇的野兽罪行,激励中国人民的抗日杀敌的激情。因此,远在书稿写成之日,他就千方百计地以自费出版、免费寄送的方式,向全国各地寄出4000余册,成为一份讨伐日寇罪行、动员民众奋起抗战的檄文。
当时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钱有势的上四川,有钱无势的到樊川”。于是,随之而兴的酒楼茶肆、青楼烟馆、书场戏院,应有尽有,呈现出“商号如林,商贩如星,人潮如流,船只如梭”的繁华景象。樊川与扬州又有着极为相似的地理位置和秀美的自然环境,客商们纷纷赞曰:“樊汊虽小,热闹绝不亚于扬州。”樊川的繁荣由来已久,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常州、镇江、扬州的一些巨商大贾为避战乱,相继迁入樊川,人口猛增、资本扩大、百业纷呈,蔚为壮观。本地的滕、黄、葛、吕、徐五大家族,加上外来的四大公馆、十大商号,当时的繁荣可想而知。可见“小小樊汊赛扬州”的美誉决非凭空而得。
抗战胜利后,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45年12月,江都分县,通扬运河以南为江都县,以北地区为樊川县。中共樊川县委、樊川县民主政府设在樊川镇。1946年3月底,国民革命军黄伯韬整编25师全部占领了分县后的江都县全境。江都县干部全部撤到樊川县,为适应这一突然变化了的斗争形势,同年4月,江都、樊川两县合并,仍称江都县。分县与合并,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说明了扬州地区历史上建立过樊川县
改革开放后,百业待兴。樊川镇经过2000年、2005年两轮乡镇区划调整,新建樊川镇是由原樊川镇、永安镇、三周乡、东汇乡四个乡镇合并而成。行政区域面积116.11平方公里,人口7.1万人,分别居全市第4、第6位,是江都市委明确四个中心镇之一,共辖21个村委会,5个社区居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