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氏。他出生在一个“书香”的家庭,可是祖上功名从未显赫,父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这辈家道更为破落,可谓贫困交加。
蒲松龄从小受正统的封建教育,自幼热衷于科举,未及弱冠,已连着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但此后却屡试不第。极端的失望使他看穿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腐败,转而发愤著书。31岁时,他迫于家贫,难以维持生计,便应了宝应知县的同乡孙蕙的聘请,成为幕宾,协助孙蕙处理政务,兴利除弊。这期间,他在宝应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佳话,至今仍在民间传诵。
清初的宝应,是苏北困苦有名的穷县。这里地势低洼,运河大堤时常溃决,泛滥成灾,还有繁重的疏河修堤之役,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知县孙蕙亦同情民瘼,忧心忡忡。一日,孙蕙正端坐公堂案前,愁思苦想。蒲松龄手里拿着二三根芦根,匆匆地赶来,焦急地申说百姓嚼芦根疏河的凄苦,又从袖中取出印满血手印的万民折,建议孙大人据实向朝廷申报,请求开仓赈济。然而孙蕙也有难言之隐,河道御史罗多催工威逼,邻县淮安知县王克己仗县大势众,处处寻衅胁迫。最后还是蒲松龄为孙蕙出谋解围,根据户部文告,开仓救荒,敦促疏河工程,并设巧计智斗恶官王克己,除去淮安县衙差人到宝应地界抢劫运粮船只之言,受到了宝应人民的敬仰爱戴。
有一则蒲松龄放生鲈鱼的故事,在宝应可谓家喻户晓。宝应为里下河水荡地区,出产的鲈鱼,鳞小肉细,味道鲜美,是上好的美味佳肴。宝应又地处京杭大运河要道,南来北往的官员都以品尝宝应的鲈鱼为快事,有的吃了还要带,弄得宝应县衙穷于应付。孙蕙是干着急,没有办法。蒲松龄建议将鲈鱼放生,规定鱼网罾簖凡今后捕到鲈鱼,一律不得出售或烹食,违者严加查究。鱼塘改为“放生池”,对外宣传当今皇帝以大德学义治天下,不轻易杀生,这样别人也就不敢伸手了。孙蕙依汁而行,在“放生池”边修了小亭,立了石碑,由蒲松龄亲自撰写了一篇《放生池碑记》。从此,宝应再不受那“鲈鱼之患”了,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蒲松龄在宝应作幕僚,抗御邪恶、革除弊致的故事还有很多。1987年春节前夕,山东淄博电视台已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蒲松龄》搬上了荧屏,让我们—睹了蒲翁道人民心声、察民间疾苦的巍然风采。
蒲松龄在宝应的游幕生活,虽大违素志,但闲暇时,他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为他创作《聊斋志异》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正如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相传蒲松龄在宝应时,人们常见他身披布袋,内藏纸笔,走访于大街小巷,出没于泰山殿、孔庙、八宝亭及天平“九里一千墩”、射阳石门遗址等胜迹。喜与里人交谈,每听到奇闻异事,即作记载;若有不详,必亲访查实。有时遇到民间不平之事,亦加议论,帮助排难解纷,深受人们敬重。邹 《三借庐笔谈》中载,蒲松龄作《聊斋》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在宝应作游幕的一年多,正是《聊斋》收集整理资料的关键的一年。因此,《聊斋》中的不少故事带有相同成份的宝应社会生活的痕迹。
宝应文史工作者高建楚同志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查阅史志,证明蒲松龄在宝应的游幕生活虽短,却对其《聊斋》的创作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以《聊斋志异》中《画壁》、《聂小倩》、《河霞》、《仇大娘》等近30篇故事为依据,与《宝应民国十九年县志》所载的宝应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作了比较,得出了“宝应生活中发生的事犹如是纲,蒲松龄铺以更详细的生活细节,赋予文章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刻的思想,使之成为文学”的结论,受到了蒲松龄研究专家的首肯。蒲松龄对宝应人民的感情的确是非常深厚的。梁芨林先生在《蒲松龄与扬州》一文中说:“蒲松龄在宝应为孙蕙幕宾时,写下了《大人行》等抨击现实的诗篇……对贪官污吏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而对里下河人民表观出深切的同情”。蒲松龄的另一部著作《鹤轩笔札》中也多次写到宝应为“弹丸蕞尔之邑”,而官场的腐朽官吏的横征暴敛触动了他的一腔义愤,以《聊斋》解剖社会的世态炎凉,以鬼哭狐鸣的投枪掷向封建统治者的胸膛。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齐到心头来……”翻阅着那奇警博艳的《聊斋》,仿佛蒲松龄又来到宝应,再不见横行无忌的魅魑魍魉,再也不见世间冷酷虚伪……蒲翁,我由衷地感谢你这位离去近三个世纪的“人民的作家’,你的文章和思想为我铸造了一副精神的铠甲,我愿像你一般在人生旅途披荆斩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