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一益二词语的释义与起源-k8凯发

“扬一益二”的释义
唐时谓天下之盛，扬州第一而益州次之。唐朝时长江流域的商业城市，以扬州、成都为两个中心。唐后期扬州成为全国较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所以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成都物产富饶，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就说明成都工商业地位的重要。

“扬一益二”的来源（扬州版本）
“扬一益二”是说扬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这是唐代后期社会上对于扬、益二州繁荣的称道。扬、益二州的繁荣显现在经济方面。这和长安、洛阳不同。长安、洛阳作为都会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会。扬、益二州却是经济都会，再具体说来，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扬州则是经济中心，其间是迥然不同的。“扬一益二”虽是唐代后期流行于社会上的说法，但二州作为经济都会，渊源很早，隋炀帝即位之初，即已向往扬州，其所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长江配合起来，就更增加扬州的繁荣。扬州位于邗沟入长江之处，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点。地理形势促成当地的繁荣昌盛。长江航运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扬、益两州更可互相交往呼应，相得益彰。

以扬州为中枢所形成的交通网络

前面论述长安的水上交通时，曾征引过唐人对于汴渠也就是通济渠的记载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这段记载也可作为对扬州的称道。可以说自通济渠修凿成功后，扬州遂成为当时全国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长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运漕都是集中到扬州，再向西北运到长安和洛阳，甚而通过永济渠，还可运到清河（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记载所说的湘南至交、广和扬州间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来。发源于南岭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无由沟通，可是湘、漓二水间的灵渠，自秦代史禄开凿以来，却是另辟蹊径。灵渠中间也曾有过湮废，唐代迭经修理，还能通行巨舟。这是难得的盛事，使五岭南北的船舶得以往来无阻。由漓水下行，经过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于广州。由广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护府，也就是交州。

南岭虽阻隔南北，其间也是有陆路可以往来的。前面说到由长安出蓝田关至广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之北越过南岭。韩愈被贬至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就由此过岭。由韶州北行，还可越大庚岭至于赣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循赣水而下，过洪州，进入长江，转至扬州。前面所说的张九龄所开的大庾新路，就在这条道上。

由扬州至闽中，自是另外一条道路。这是由扬州渡江，到了润州，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这是江南河的终点。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经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东）和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州），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建州和福州都是闽中。唐末，黄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诸州。由宣州至浙东未悉出于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东属县。黄巢至少是到过这两州的。所开的山道，据说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岭上。仙霞岭上的道路，后来一直通行，当是南北的大道。应该指出，黄巢所开的山路只是对道路的修整。原来还是有道路的。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记载，明确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证明。

扬州近海，沿海各处就可藉海道相往来。前面曾经说过：唐时江淮等处供应幽州北军的给养，是由汴渠和永济渠运去的。也许由于物资繁多，还须假道于海运。这样的情景杜甫诗中曾有所道及，一则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再则说：“幽燕盛用武，供应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杜诗中虽然提到越罗、楚练，并说到吴门，实际上都应是由扬州起运的。

当时沿海有几处海舶停泊处，其中没有列上扬州。前些年间，扬州城南施桥曾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残迹看来，应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可见当时扬州的海上交通是相当发达的。唐肃宗上元年间，田神功入扬州，商胡、波斯人被杀害者就有数千人，扬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太平广记》中曾有不少篇章记载扬州商胡、波斯人的轶闻琐事，则有关田神功的记载当非虚枉。这些商胡、波斯人能够聚居于扬州，其所由的途径不只一条，有些是由西域经过长安前来的，由海上莅临的也应不少。有这么多的域外商贾的旅居，更显出扬州的繁荣。

由于交通的便利，南来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计远近，而绕道经过扬州。唐宪宗元和年间，李翱前往岭南，不取道出蓝田关，过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却由汴渠东南行，绕道扬州，更南行，经过衢州、洪州前往。就是由长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过秦岭和巴山，历栈道的危险，而由汴渠经过扬州前往。唐未，韦庄入蜀就是绕道这几条运河。其所著《秦妇吟》一诗，描述乱离之时，秦中一位妇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颠沛流离的苦状。虽然颠沛流离，还没有中途改道，除非这条道路因战乱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唐穆宗长庆年间，汴州军乱，汴路阻遏不通。其时白居易受命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蓝田关东南行，由襄州路前往。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诗说：“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后来到了杭州，在谢上任表中还说：“属汴路未通，取襄阳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于言表。就是由蜀中到河东，也有不经过梁州和长安而绕道扬州的。船舶平稳是要胜过鞍马的劳顿。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和各地的交通是相当便利的，也是无所不至的。实际上已形成以这个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全国交通道路网。这个交通道路网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于都城所在地的长安。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两相辉映，两相联系，使当时交通的发展，超过前代。

扬州的富庶

扬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上。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唐代中叶以后，中原乱离，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的繁荣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安史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殆难以复振，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继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形成的富庶农业地区，当地上供的漕粮是皇朝都城不可须臾稍离的。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才上运至长安，就是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从而更增加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遍于濒海各县。唐代盐税是皇朝重要的收入。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晏为盐铁使时，于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扬州重要的物产还有锦和铜器，扬州的镜最为有名，镜就是以铜制成的。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以东南各地的船舶载着运到长安的奇物宝货。其第一船就是广陵郡的，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扬州当时称为广陵郡。韦坚所征集的还有别郡的船舶，所载的奇物宝货似都不如扬州的珍贵。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十万人家似乎说得多些，至于洞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仅土地肥沃，物产更是富饶。益州能够成为经济都会，交通便利也应是其重要的条件。正是这样才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论益州的交通，长江应居于首位。万里长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处皆能达到，就是位于尾闾附近的东吴，也有船舶经常来到成都。益州曾被列为唐代的陪都。陪都和都城之间的交通，更是受到时人的重视。由成都经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至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就进入金牛道，迤逦至于梁州。由梁州至长安，则有子午、傥骆、褒斜、陈仓诸谷道。这都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的。

益州之东还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的道路。梓、益两州相距并非过远，唐代中叶以后，梓、益两州并列，分别成为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治所。由梓州东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进入去梁州的米仓道了。由成都东南行，经简州（治所在今四川简阳）而至庐州（治所在今四川泸州）。

简州濒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泸州。这也是以前兵家进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区）。州境有故桃关。关以“故”称，可能当时已不再在其地设防。虽不再设防，其地的重要性却未因此而有所减低。据唐时人的记载，这座关“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旧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不过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设羁縻州，不能和南朝时相提并论。

由益州南行，可以远至南诏。南诏建都于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两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北）清溪关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会州（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北道则从石门关外出鲁望（在今云南鲁甸）和昆州（在今云南昆明）。由成都至黎州，当过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徕）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清溪关就在黎州之南。北路的石门关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开远县（今云南盐泽北）。所谓出石门关当由戎州起程。由益州循当时的长江而下就可直达戎州。

益州的富饶也得力于当地的农业发达和丝织品的良好。天府之国的称道，粮食产量的丰富应为主要的因素。丝织品以蜀锦最为有名。成都早有锦城之称，就是以当地产好锦的缘故。益州的物产还有麻、茶和纸。益州的麻虽不如蜀锦的有名，也列在贡品之中。唐肃宗时，第五琦清以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蜀麻能与吴盐、铜冶并列，可见所产的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是很多的。蜀茶产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围。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也有名当世。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贡的纸张书写，唐玄宗时还规定甲、乙、丙、丁四部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成，以便于收藏。

促进益州经济繁荣的还应该有来自南诏的异物。远在汉魂之时，就有“永昌多异物”的记载。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位于南诏都城羊苴咩西南。那里能够多异物，除当地所产外，更来自西南诸国。这些异物特产又皆可通过南诏与内地交往的道路运到成都，助长当地的繁荣。

 “扬一益二”的来源（成都版本）
世界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里说:“扬州不仅是一座遍布庭园台榭的花园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东方威尼斯城，这里水道纵横、帆樯林立，船只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车马。扬州还是一座月色溶溶、灯火阑珊的城市，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虽然殷实繁华的四川成都素来以优雅和轻浮著称，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扬一益二这句格言中，还是将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扬州之下。”

唐代的成都，作为州、府的治所，管辖着成都蜀、郭、新都、温江、新繁、双流、广都、犀浦、灵池等十县。作为剑南道的首府，所辖地区更广，达三十三州。分为西川节度以后，仍然领有一府二十五州之地，不仅包括现在川西、川南一带，而且远达云南的一些地区。因此，历史上的成都概念大小划分是需注意的。而考察“扬一益二”的起源，或不难发现成都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源于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

不过，关于当时的“扬一益二”俗谚，大中九年（公元855年）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则提供了不同意见:“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妙要扬不足以侔其半。”但不管怎样来看待，成都经济的发展在当时实在是举足轻重的。
成都的发达除了农业发展稳定之外，就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了。除了传统且最著名的织锦、烧瓷、造纸之外，有多种门类的手工业，如金银器物制造业、制盐业、印刷业、兵器制造业、漆器制造业、酿酒业、制茶业、造船业、乐器（琴）制造业、钱币铸造业以及其他珍异玩物制造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先来看看织锦业。隋时成都绫锦之妙，仅接近京城，而至迟到唐大中年间（847年~1860年），成都“罗锦之丽”，则跃居全国之首。太宗时皇室诸王妃主服饰主要由京师及益州诸处供给。贞观十五年（六四一年）“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玄宗时，令益州每年织锦袍送纳，“以供赐诸藩守领”。文宗时，“敕度支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有唐一代，皇室每朝都向成都索取绫罗锦等高级丝织物及其成品，可见唐代成都锦坊一直很兴盛。

有一份数据显示，大中年间成都约有人口三百三十九万九千六百一十六人。前述丝织工匠、工人数在十二万左右，即唐后期成都官、私丝织作坊工匠、工人数约占当时当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这一个就业比例显示出了成都织锦业的规模庞大。

成都的织锦技术在国内也是遥遥领先的，丝织品的花色品种非常新颖，如瑞锦，是以雉、羊、翔凤、游麟等动物为主题纹饰，并且讲究对称均齐。又如新样锦，其图案内容主要有彩蝶、雁、莺、凤、花草葵等，表现形式以生动的折枝、缠枝花鸟式为主。蜀罗是一种以“新样”为图案的花罗，其主要特点是对罗的纹饰创新。张祜有诗:“新样花纹配蜀罗，同心双带蹙金蛾。惯将喉舌传军好，马迹铃声遍两河。”可见蜀罗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不过，与蜀罗重在纹饰创新不同，单丝罗则主要是工艺创新。此外，还有蜀缬，那是用染缬工艺制成的蜀地染花丝织品的统称，即包含蜀缬绢、蜀缬纱等，要产于成都。此时的成都丝织品种类繁多，尤其特色丝织品工艺精绝、价值连城。“一匹千金也不卖”的蜀锦更是大受欢迎。因此连帝都的皇室都喜欢它。

再来看看成都的陶瓷经济。唐代成都陶瓷经济圈，包括了成都及成都周边地区的郊县，由陶瓷手工业为主的共同体拥有众多的古窑场，如邛崃境内的邛窑，成都的青羊窑、琉璃窑，郫县的横山子窑群，金堂的金锁桥窑，双流的牧马山窑，灌县六马槽窑、玉堂窑，乐山金凤窑、关庙窑，新津的白云寺窑等。其生产范围几乎涵盖了成都现在的所有区县，以及周边地区。

唐代瓷艺南青北白，成都的陶瓷业则以青瓷为主。杜甫有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这里说的白碗是大邑生产的白瓷，此时的大邑窑和河北邢台窑为盛产白瓷的名窑，大邑的白瓷，胎薄而且烧结得很好。成都这样大规模的陶瓷生产，是源于市场的需求。成都繁荣的贸易经济和发达便捷的水上交通，将陶瓷产品通过南河与府河等水系引入长江，远销全国，它们对陶瓷经济圈和“益二”的经济繁荣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造纸业在唐时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成都所生产的纸张的品种，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等。薛涛制作的深红色的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最为文人雅士所贵重，且是中央政府的特供纸张。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成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唐代后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

成都的城市功能分区已很完善，一百二十坊分布在城区的各个区域，如薛涛曾居住过的碧鸡坊、以卖酒闻名的富春坊城南的文翁坊…它们记录了成都城市商业文化经济不同的一面。费著的《岁华纪丽谱》里，有成都十二月市的记载，这十二个市都是逐渐发展形成的季节性市场。同时，成都也出现了全国历史学家谭继和说，唐代是成都城市经济向东向南发展的转折点，唐代之前成都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城西的少城一带自大慈寺南兴起东市、大东市之最早的夜市。

有唐一代，曾出现过天子四次避乱出奔。其中玄宗和僖宗逃到成都，德宗停止在去成都的中途梁州（陕西汉中），只有代宗奔陕（河南陕县）唐天子之所以三次奔蜀，其原因不外是军事安全、经济保障等原因，这恰好说明了“扬一益二”的俗谚，并非是徒有虚名的。

唐宋年间的成都繁华，犹如昙花一现，在遭遇到了多年的战乱之后，建筑、寺观、街巷都有极大的改变。至清代中期才逐渐得以恢复。那些旧迹古碑、陈年往事，记录了曾经的丧乱离。尽管如此，成都还是保存下来了城市的命脉，只要给一个机会，它就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虽然从此成都再也回不到“扬一益二”的时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以一个崭新的形象亮相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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