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之陈琳籍贯考辨-k8凯发

 陈琳（字孔璋），主要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生涯在东汉末、三国时期。《后汉书》、《三国志》以及明、清《淮安府志》均有传记。原有《陈琳集》十卷，已散佚；明代人辑有《陈记室集》；我国编选zui早的文集《昭明文选》中，收有《饮马长城窟行》、《游览诗》、《宴会诗：》等篇，是现存确属陈琳的作品。
陈琳籍贯考辨
《三国志·陈琳传》称陈琳的籍贯为“广陵”，因广陵治所多在今扬州，后世诸多著作，包括《辞海》、《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南大历史系编)等工具书，都称陈琳为江苏扬州人。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据宋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下)《嘉庆一统志·九六扬州府》载：广陵作县名，始于秦，属九江郡，隋初改邗江，后又改江阴；广陵作郡国名，始于战国楚，汉景帝四年为江都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郡。广陵郡的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交界的洪泽湖和六合以东，泗阳、灌南以南，串场河以西，长江以北地区。治所多在广陵县，而“三国魏移郡治于淮阴，东晋复以广陵为郡治。”
《资治通鉴》六十三卷记载：“魏之广陵郡治淮阴，汉之广陵故城废弃不治”。
明《天启淮安府志》淮南淮北沿革表也称：“魏吴，广陵郡治淮阴，屑徐州，晋统淮阴、淮浦、射阳、盐渎，治淮阴”。
可见在陈琳生活的三国魏时期，今扬州市虽属广陵郡，但郡治所并不在今扬州，而在古淮阴。《三国志》署陈琳籍贯为“广陵”，此广陵不能说就是今天的扬州。
那么，陈琳的籍贯究竟在哪里呢?《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提供了重要线索：
初平四年(193)，曹操围张超于雍邱，东郡太守、广陵射阳人“臧洪闻之，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兵，又从绍(袁绍)请兵马，求欲救超，而绍终不听许，超遂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绍令洪邑人陈琳书与洪，喻以祸福，责以恩义。”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shou先，袁绍让陈琳致书臧洪，因为他们同是广陵射阳的“邑人”；其次，陈琳与臧洪还是交情甚笃的故友或者还是什么亲戚。也就是说他们是乡亲，都是广陵射阳人。
“邑”在古代主要是指区域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颜师古注“四井方邑方二里”，这个意义见于《尚书》、《诗经》、《左传》等书。邑作为城镇，见于苏洵《六国论》“小则获邑、大则得城”。邑作为县的别称，见于《汉书·傅宽传》：“赐食邑雕阴”，孟康曰：“县名，属上郡”。三国魏、晋时期，邑的范畴无非是县或镇，而不会是郡。“邑人”就是“乡人、同村人”，由此可以说，臧洪为广陵射阳人。他的故友、邑人陈琳，也应为广陵射阳人。
由清李鸿章题词、著名学者范以煦撰写的地方风物志《淮流一勺》“陈琳”条中，明确地说：“琳为广陵射阳人”。历代的《淮安府志》亦称“琳为广陵射阳人”。
人们不禁发问，《三国志·陈琳》署陈琳为广陵人，而在《臧洪》传中，又称陈琳为广陵射阳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说法呢?
我们知道，《三国志》主要记载了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20-280)魏、蜀、吴三国六十年较为完整的历史(属于正史，不是地方史)。因此，在写曹操、诸葛亮、吕布等政治、军事主要人物时，郡县记的都详实，但文学家之类只是概略的记录了大的区域名称。如称“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为“北海人”，阮瑀为“陈留人”，应王易为“汝南人”，刘祯为“东平人”。因此，称陈琳为广陵人，用的是同一种手法，都是“取其本郡，略其县邑”的简称，广陵射阳才是全称。
广陵射阳又在今天什么地方呢?
《后汉书·志二十一》载：“广陵郡十一城”，“射阳故属临淮”。《资治通鉴》卷六三：“广陵太守陈登治射阳。射阳县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今楚州山阳县。”《旧唐书·地理志(一)》曰；“山阳，汉射阳县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亦称：“淮安县南齐置，汉射阳县，东晋改曰山阳县”。由此可知，广陵射阳就是今天的淮安，陈琳的籍贯，也应为淮安。
主要政治活动
陈琳在汉灵帝时，为国舅、大将军何进的主簿，他的政治见解颇为高明。当时，宦官擅权，何进欲诛宦官，太后坚决反对，何进欲召集地方豪强，引兵来京城咸阳，以此恫吓、劫持太后。陈琳力谏，他对何进说：“《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他反复劝戒：您掌握着国家兵权，总揽着皇威，整肃朝纲，是很容易办到的事。而现在，您放弃有利的条件不去做，反而召集地方诸侯豪强进京恫吓太后达到整肃朝纲的目的，无异于引狼入室，功必不成，只会造成国家大乱。可是，何进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坚持从地方引兵入京胁逼，结果不出陈琳所料，地方实力派董卓率兵进京，自立为太师，废少帝，立献帝，社会动乱四起，加快了东汉王朝的覆灭。何进也在乱中被杀。何进死后，陈琳避难依附于另一个地方实力派袁绍。公元196年，曹操派兵围攻臧洪的盟友张超于雍邱。此时，任袁绍东郡守的臧洪“徒跣号泣、求救于袁绍”，袁多与曹操新和，不予救兵，雍邱被攻破，张超自刎于城上。于是臧洪义愤填膺，与袁绍对抗。袁绍派兵攻打，可“历年不下”，而臧洪以弱兵敌强，抱必死打算，誓守穷城，战斗到底。见此情景，此时，也在袁绍帐下效力的陈琳，感到事态严重，连忙写信“譬洪，责以恩义，喻以祸福”。臧洪特意回信故人，《后汉书·臧洪传》，作了全文抄录，这里不一一赘说。袁绍败后，他又归附曹操。曹操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所作，为曹操统一北方的大业作出了贡献。总的看来，陈琳的政治主张，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文学成就
陈琳的文学成就是颇值得一书的。避难冀州依袁绍时所写的《为袁绍檄豫州》，痛斥曹操，文辞铺张扬厉，纵横驰骋，具有纵横家的特色，文中多用排比对偶句法，表现了散文逐渐向骈体发展的倾向。袁绍败后，他为曹操所得，曹操爱其才而不加罪于他，让他负责起草军国文书。据史载，有一次，他起草了文告呈给曹操看，其时曹操正犯头痛病，躺在床上，读到他的文告，忽然坐起来说：“这篇文章治好了我的病。”由此可见陈琳作品的魅力。《淮流一勺》称赞他：“翩翩记室建安骨，大笔淋漓垂著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陈)琳、(阮)瑀之表章书记，今之隽也。”称赞陈琳和阮瑀的奏章，表文和书信是当时的杰出代表，高度评价了陈琳的文学成就，把他列为“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祯六人都是曹操、曹丕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他们目击汉末的动乱，有的还经历困苦流离的生活，又都有一定的抱负，想依曹氏父子做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动乱的现实，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学的特征。“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弗驰”。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文人诗歌的高潮，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同时，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他们和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的新局面，后代作家在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也常以他们为学习的典范。
陈琳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又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因此，他的作品在书写个人理想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动乱和人民生活的苦难。其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就是假借秦代筑长城的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羁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言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这正是当时永远服不完徭役的象征。诗中役夫忍痛劝妻子改嫁和妻子愿以死相守的情节，艺术地概括了繁重徭役给无数家庭带来的悲剧。诗中运用对话展开情节，真实地表达了人物内心世界，这是乐府民歌中的艺术杰作，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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