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镇,南濒长江,西枕夹江,白塔河穿镇而过,驮马往返,舟船经行,境内陆路交通与水运条件十分方便。凭借这独有的地域优势,才使得它“依水而兴,因商而荣”,成为江都的四大镇之一。正如乾隆《江都县志》所述:“大桥镇,在县东六十里。明永乐间,陈瑄凿白塔河通运,由此达江,商舶由此出入。后运道复由瓜州,河存未湮,居人日众,遂为大镇。”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江南大量的漕粮与物资都是由武进孟渎河出口,逆长江西行三百里到瓜州,再沿运河北上。沿途风险较大:在长江途中,常会为风浪漂没;到瓜州,要将船舶与货物盘坝进入运河,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遭到盜贼哄抢。后陈瑄执掌漕运后,力主开挖白塔河,方便航运。
明永乐七年(1409),陈瑄开凿白塔河,沟通长江与运河。宣德七年(1432)复又疏浚白塔河,经工部奏请后,调整了漕运线路,江南粮船由孟渎河径直过江,半日即可到达大桥。再由白塔河至湾头入漕河,不仅节时,还可省瓜州盘埧之费。这样,大桥镇水陆枢纽地位进一步显现出来。由于这些粮船,货船,客商的经过与逗留,使大桥镇成为最直接的受益地,有力地促使了商贸的发展。
尤其是到清初,为了补充漕军的生计和运粮脚价的不足,清政府曾明文规定:“旗丁驾运辛苦,若就粮艘之便,顺带货物,以获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允许漕军官兵北上时随船搭载一定数量的“土宜”,免征税钞,其品种包括11大类160多种。漕军往往利用“土宜”免税的条件,又乘机捎带其他货物以偷税漏税,回空漕船也夹带北方“土宜”回程。到乾隆二年(1737),清政府为了保证漕运,又规定“凡水小之年,竹木之类物品不能过黄河,只准在淮扬一带卸卖”,这样,“沿途下卸,客商买卖”,使得沿线城镇商货更加充足,品种更加丰富,价格也更为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大桥镇作为南北舟船通行,东西商贩往返的通衢,就显得更具活力。
后来,由于镇江里运河的开通,漕运路线改变后,虽然运粮的漕船不再经由大桥过境了,但由于无需过埧盘驳卸载,白塔河又成了货运的安全而又快捷的通道。北方的小麦,黄豆等粮食,棉花等特产,梨,枣,核桃,柿饼等果品与干果,南方的布匹,杂货,窑货,灰粪,竹木排以及各式南货食品与诸种手工业品仍然从此往返。这些独特运货活动的存在,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沿河南北各地的市场,江都,大桥,乃至扬州无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民接踵而至。他们纷纷来大桥镇建房设铺,经商兴市。据明嘉靖(1522-1566)《维扬志.公署志》载:“国朝江都在城市东南……邵伯镇市,大仪镇市,宜陵镇市,大桥镇市。”大桥镇,已经开始成为维扬的一大集镇。
于是,明末清初,当时大桥镇上的商铺,寺庙,乡绅,民众纷纷出资,从江南选购近万块花岗岩铺筑集镇条石街道,东西长达四五华里,与白塔河成十字交叉,以扩大集镇范围。条石街下,则是用青砖砌成地下排水通道,与各店铺阴沟相通,组成完备的排水系统。除了前门大街为前店中作(坊)后宅的商业贸易区外,又在两侧后街建成生活出入区,货物运输区,互不影响干扰。同时,凡与镇外通连的街巷尽头又砌造了十三道半圈门,早启晚闭。这种独具匠心的建築格局,使得整个集镇能防范盗匪,保境安民。
大桥集镇的兴盛,壮大与发展,源于滨江漕运与货运,因运成市,因市成街,因街成镇。这正应了白塔河永济桥石柱楹联上的话:“南北赏江湖,潮落潮生终不息;东西达城市,人来人往为何忙”,正是白塔河的潮头涨落,催生了大桥经济的生生不息,正是大桥人民的辛勤劳碌,促进了商贸城镇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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